现代国际环境法有着短暂但非常丰富的渊源。它可追溯到 19世纪末期，美英之间发生的一场有点离奇的小小争端。世界上第一起有报道的环境争端起因于位于阿拉斯加与俄罗斯之间的白令海峡太平洋水域中的一种鲜为人知的海豹。 1742年，乔治 ·史特纳（ George Steller）在其船舶失事后发现了这种海豹。 40年后，在波不里诺夫群岛上找到了这种海豹的栖息地——该群岛是以俄美毛皮公司的一名雇员——一个名叫吉拉斯姆 ·波不里诺夫（ Geras-sim Pribilof）的俄罗斯水手名字命名的。这家俄美毛皮公司自 18世纪末加强了莫斯科对该领土的控制，直到 1867年美国买下了阿拉斯加。海豹栖息地的发现，使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海豹毛皮贸易得以重开。而在此之前，俄罗斯对华海豹毛皮贸易在英国和荷兰的激烈竞争下几近消失。海豹毛皮在中国备受青睐。是中国人发现了对毛皮进行拔取、染色和保护的秘密工艺。 .
这种海豹出生在波不里诺夫群岛，然后它们穿过白令海峡来到美国。每年 5月公海豹从阿拉斯加回到岛上，差不多一个月以后雌海豹也到达岛上。.在没有人类干扰以前，海豹的生活一直如此。 19世纪 80年代，这一切都改变了。当时，国际法赋予国家在其领陆及其海岸线向外延伸最多 3英里以内的狭长水域里享有主权。 .主权即意味着完全控制，也包括对太平洋水域海豹猎捕活动的管理。美国为保护海豹数量，绝对禁止猎捕活动。但美国不能在不属于其领水的公海上执行其关于捕鱼和海豹猎捕的法律法规，因为这不在其国家主权范围之内。自古以来，包括中世纪以来，国际法就规定任何人可在公海上自由航行。1609年，荷兰学者格老秀斯（ Grotius）在其著述《海上自由论》中把这条原则正式确认了下来，即公海不能成为任何国家的财产，就其本质而言，公海是超越于任何国家主权之外的。这种观点最初被一些航海大国（包括英国）所反对。英国国王查理一世认为这种观点限制了英国的海军力量，甚至要求对胆大妄为的格老秀斯进行惩罚。但到了 19世纪，格老秀斯的理论取得了广泛的支持。这时大英帝国也成了航海自由最有力的支持者。这条国际法规则为帝国和贸易奠定了法理基础。这是一条国际化的规则，促进了现代商业和全球化的发展。
在英国人看来，公海航行自由权蕴涵着收获所有海洋产物的权利。具体来说，每年春天当海豹从阿拉斯加例行航行到波不里诺夫群岛时，英国人有权进行猎捕活动。这就意味着，一旦海豹从美国水域离开，就可能被等在那里的英国捕鱼船队拦截。大量的海豹被捕获、杀死、去皮。从 1868年到 1897年间，波不里诺夫群岛上被捕获的海豹数量达 2440213只，其中超过 650000只被远洋船队捕获，而这个数字还是被保守估计的。大量的毛皮被送往伦敦东区，在那里它们被加工成装饰品，以满足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的需要。这是一项获利颇丰的生意：从 1867年到 1902年间，捕获的海豹皮估计价值数亿美元（以今天的币值计算）。但这对海豹来说其后果却是毁灭性的。为此，美国对英国人的这种行为提出了抗议。美国试图劝服英国政府停止其捕鱼船的此类活动，但收效甚微。因此美国开始采取一些更直接的措施来保护海豹，他们在公海上逮捕了好几艘英国船只。而英国人则提出抗议，表示这是对公海自由的非法侵犯。
双方政府同意将此争端提交国际仲裁。这是世界上第一个这样的仲裁庭。它由挪威国王主持，并由其他六位知名的仲裁员共同组成。美国主张对海豹享有所有权，并指出美国有权为了人类共同利益来保护海豹。美国援引了国家实践、自然历史法则以及人类共同利益等观点来证明这是国际法赋予它的权利。 .美国称自己作为“人类利益”的受托人，有保护海豹的权利。美国在 19世纪末所持的这种观点不仅让人想起近年来在盛产石油的中东地区所接连发生的争端：
中美洲及阿拉伯国家所出产的咖啡并不是这两个地区独占的财产；中国的茶、南美的橡胶也不是这两种产品出产的国家的独占产品——只要这些产品的供应超出了占有它们的国家所需要的范围，它们就是人类的共同财产。如果占有这些财产的国家要提取这些财产，则意味着它们未能尽到受托人的义务，其他国家就有权进行干预并维护属于自己的财产份额。
英国人的辩解没有那么晦涩，而且对于仲裁庭中的大多数仲裁员显得更有说服力。英国辩称白令海是一片公海，在公海上美国无权采取单边行动限制任何国家的捕鱼权，除非另有协议作出相反规定。英国人说：“我们有权不受阻碍地进出公海，并且自由地获取海洋中的产品。”将这个逻辑推到极端，英国人宣称他们甚至有权捕杀海豹，直至将其灭绝。
1893年，仲裁庭作出了裁决。这是一个有利于英国的裁决，仲裁团以 5比 2的投票赞成这样的观点：公海上的捕鱼自由优先于资源保护。但是海豹们并没完全输掉，国际环境法也没有完全输掉。美英双方事先同意若美国在本案中败诉，仲裁庭就必须制定新的国际规则来保护海豹。所以本仲裁庭制定了现代国际环境法中的第一批规则，对何时何地如何进行海豹捕猎等进行管理。这个“世界环境第一案”表明了美国将资源保护置于经济利益之上的立场；同时也让世人见证了美英两国通过国际法新规则来部分限制其国家主权的崇高愿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