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8日，李立三第二次到大同，深入第一线总结了“大同矿务局煤峪口矿回采五队是怎样由落后转变为先进的经验，”3月17日写信向李雪峰并华北局汇报，华北局很快将此汇报以正式文件转发给华北各省、市、自治区。
但是，3月18日上午，华北局研究室的高仲禹（参加大同工作团）向李立三汇报了煤炭部长张霖之3月16日关于不同意李立三在大同的一些做法的讲话。由于李立三受薄一波之托要去峰峰煤矿解决那里领导干部之间的分歧，暂不能前往大同，他就要高仲禹立即赶去大同向黄书麟（华北局经委副主任、联合工作团党委书记）、王金林（煤炭部部长助理、联合工作团团长）、赵汉（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在工作团抓整风）、池必卿（山西省委工业书记、在大同抓整风）作了传达。
4月30日下午，李立三在听取华北局经委主任刘星汇报参加全国经委主任会议的准备情况后说道：“张霖之到焦作，观点改变了，与我们在大同的搞法一致，讲话中有自我批评，认为（当前）主要是官僚主义、主观主义与命令主义。李富春同志要我到煤炭整风会议上去讲讲大同的情况。我去讲了两个反复的原因，三年大跃进，二月下降、三月上升，四月又下降，原因主要是工作部署上的错误。”
5月8日，李立三在同苏谦益、黄文、刘莱夫、李泽等谈话中说道：“5月2日安子文的讲话与池必卿的讲话强调不同。大同（工作团）研究的结果，是照安子文的意见办。王蕴心（大同矿务局党委书记）不同意，要照池必卿的意见办。安子文强调整风主要是整局、矿两级，池必卿强调对工人进行教育。我给池必卿谈了以后，他说他同（李）雪峰说过。从他的思想发展看，一直是以整工人为主的思想，（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之二、奉命去邯郸
3月20日，李立三奉薄一波之命到达邯郸，第二天由邯郸市委工业书记刘英陪同到达峰峰煤矿，为的是去解决那里领导干部之间的分歧。在此之前，华北局由瞿英率领的工作组早已在峰峰工作过一段时间。当时争论的焦点是究竟该如何组织生产。以党委副书记、局长李春斌为一方，坚持搞突击，创高产日，即放“班产卫星”。而以市委工业部长杜文敏和矿务局党委书记王致道为一方，则以大跃进中的教训，不同意李春斌的意见，主张做扎扎实实的工作，稳步前进。两种意见相持不下，有的甚至认为前者是高举三面红旗的先进思想，后者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代表。李立三非常耐心地分别听取了矿务局党委书记王致道、副书记王丕成、局长李春斌陈述的理由，先后在五矿和二矿召开了区段长和支部书记座谈会。3月23日，在矿务局党委会议上，首先肯定了峰峰为国家作出的贡献，煤炭年产量由300万吨上升到800多万吨，3年增加了两倍，创造了奇迹。然后强调指出，一定要认真贯彻中央书记处关于煤矿整风的意见，认真搞好边整边改，大整大改，扎扎实实地抓好各项工作。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和企业管理工作，稳步前进。这实际上是支持了杜文敏和王致道的观点。
这次在峰峰煤矿，他又一次在事先没有打招呼的情况下，主动到工人食堂排队买饭吃，给广大矿工以很大鼓舞，长时间后还在一些老工人中传为美谈。
李立三离开邯郸峰峰矿务局后不久，4月6日至13日邯郸市委召开四级干部会议，决定企业整风应该着重解决干部中普遍存在的畏难松劲情绪。随之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赵汉、煤炭部基建局局长范文彩、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吴砚农、河北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郝田役、省煤炭管理局局长邹桐等率领工作组到峰峰矿务局解决该局长期完不成生产任务的问题。工作组认为：邯郸市委书记处书记兼峰峰矿务局党委书记王致道“思想右倾，缺乏组织力和魄力”，并决定将其调离峰峰矿务局，同时任命河北省科委主任苏峰为峰峰矿务局党委书记。此后，峰峰矿务局的生产局面并没有改变，原煤生产继续下降。
4月18日，李立三在听取刘星关于华北地区钢铁会议情况的汇报后，在发言中说道：“（在）峰峰（矿的问题上）也与煤炭部的看法不同。煤炭部认为，产量上不去，是由于王致道右倾。因此，主张揭盖子，对王致道进行批判。我去以前，（薄）一波认为有怀疑，要我去看看。王致道虽有错误，特别是杜文敏，是观点错误，（注：当时认为是右倾保守）但不是当前的阻力……领导集中力量批判过去的事，这个作法有问题。回来（我）向一波同志说了。中央研究后，派赵汉（中组部副部长）去，不是揭盖子，而是加盖子，加强领导。王致道的问题，放在以后解决，这是正确的。”
5月8日，李立三在与苏谦益、黄文、刘莱夫、李泽等谈话中又说：“吴砚农、池必卿（分别是河北、山西的工业书记）谈的，与经委开会的情况基本相同。昨天与一波同志谈了一下，他基本同意我们的意见。”
吴砚农主张峰峰把王致道调走。李立三认为，王致道虽有观点错误，但还是做了很多工作；李春斌主要是对下压、批，强迫命令。王致道去后，给李春斌纠正了，做了很多基本工作。煤炭部要撤（王致道的）职。赵汉去了以后很慎重。由于煤炭部很坚决，就调了一下。八个书记，就有七个不同意。煤炭部认为，只要批判、撤职，就会把产量搞上去，是不了解情况。因为峰峰发展很快，很多新矿，要作基本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