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家里手”创办《工人日报》(1)

在日常工作中,李立三总是由衷地尊重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央领导的。在全总日常工作的重大问题上,无一不是按照中央的方针、政策,经过请示报告,得到中央的批准,才进行的。《工人日报》的创办即是典型一例。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中共中央华北局把原北平市办的《新生报》接管过来,改名为《大众日报》。3月,李立三随中央机关从西柏坡进驻北平,主持全总机关工作后,为了加强对全国工会工作的指导,主动向中央写报告,请求把华北局的《大众日报》,改作全总的机关报。同年6月得到中央的批准。全总把报社接收过来后,许之祯、刘子久等同志提出,把《大众日报》改名为《工人日报》。意见反映到李立三那里,李立三认为,原来请示中央时,没有提出要改变报名的事,就不必改名了。否则,还要再向中央写报告,要求批准改名。可是没过几天,许之祯把由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的《工人日报》报头拿回来放在李立三的面前,他便哈哈大笑说,既然毛主席已写好了报头,就不用再请示了,当然改名为《工人日报》了。从这件小事可见他对毛主席、党中央的尊重。《工人日报》于1949年7月15日正式创刊。

李立三是办报的行家里手。早在1921年他留法勤工俭学时就创办过《华工周报》,1924年4月在上海创办过《上海工人周报》,1928年任党报《布尔塞维克》编辑委员会主任,30年代在苏联时期,也曾被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委派担任过《救国时报》的主编,亲自办过近三年的报纸。他十分重视一张报纸对于领导机关指导工作和反映群众呼声的重大作用。“做工人阶级喉舌,与劳动大众为友”,是李立三为《工人日报》确定的办报方针。

李立三反复强调《工人日报》的方向问题。他说,总的方向是带指导性的群众报纸。要办出群众报纸的特色,全总要善于利用报纸指导推动工作。与此同时,要多登群众来稿,解答工人提出的问题,当工人的顾问,替工人说话,反映工人的呼声,经过调查研究,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建立报纸在群众中的威信。转载新华社的文章,要改写成简明新闻,为工人能看得懂、看得方便着想。

在《工人日报》筹备创刊时,李立三曾经向毛主席汇报,《工人日报》要专门办给工人群众看时,毛主席说:“如果能真正办成这样,我就同意。”

李立三反复强调:办报要依靠群众,要靠工人通讯员。

早在1949年4月1日,李立三在北京市宣教联席会议上讲话中就指出:“通讯员的产生有两种办法。一是由工作组找文化水准高、政治上不反动的工人做通讯员。这办法不好,这样找到的通讯员很难得到群众的合作。二是在群众大会上对群众说明通讯工作是做什么的,再由群众选通讯员,工作组和工会也可将自己认为符合条件的人提出来,征求大家意见,看是否合适。这样选出来的通讯员不脱离群众,以后群众会自动供给他稿件,使工作能顺利进行。”

李立三强调指出,要下功夫花大力气培养大量的工人通讯员。《工人日报》的采访员(指专职记者),要与群众密切联系,指导和帮助工人通讯员,帮助他们改稿写稿。

1950年2月28日,全总发出《关于大家办〈工人日报〉的通知》,号召全国工会组织和广大职工群众,共同办好《工人日报》。要求全国工会组织,均应指定专人负责与《工人日报》直接发生联系,经常给报纸写稿件供给各种材料,帮助《工人日报》组织和发展工人通讯员的工作。

《工人日报》的这些突出特点和优良传统,都是李立三亲自培育起来的。

李立三还要求报社对全总要“争取主动,电话要勤”。当时担任《工人日报》社社长和总编辑的陈用文同志在回忆中写道,我们常常在深夜向李立三请示问题,他总是不厌其烦,热情接应。

当年轰动全国的马恒昌小组竞赛的稿件,就是我在夜间向李立三汇报请示的。李立三反应敏捷,指示增加短评,立即在头版发表。报纸发表后,在全国迅速掀起了学赶马恒昌小组的竞赛热潮,对当时加速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因而受到刘少奇的赞扬,说马恒昌小组竞赛的经验是好的。

《工人日报》把宣传工人阶级的创造性劳动和先进人物的光辉思想视做重要使命。从创刊那一天起,它就让老英雄刘英源走上了版面。从此,对先进人物的报道成了《工人日报》最为夺目的篇章,一批批在共和国史册上闪光的被人民群众传颂的名字:刘英源、赵国有、李凤莲、甄荣典、马恒昌、李永、吴运铎、郝建秀、孟泰、王崇伦、时传祥、李瑞环、倪志福……或首先出现在《工人日报》上,或是最早由《工人日报》叫响,而后才走向全国,进入人民心目中的。

比如:1951年10月11日,中国的保尔·柯察金——吴运铎,就是应全国总工会之邀,在全总作了3个小时的报告,讲述了他是怎样从一个贫苦的孩子当上了煤矿工人,又是怎样从一个普通工人参加了新四军,为中国兵工事业做了力所能及的工作……这动人心弦的报告,引起与会者的极大兴趣和称颂。1951年10月26、27日《工人日报》第三版“文化宫”副刊,以题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记中国兵工工人的旗帜吴运铎》刊出,及时地宣传了吴运铎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多角度、全方位地传播了吴运铎的非凡业绩。中国的保尔,从此传遍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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