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李立三在主持党中央工作期间，是中共无线电通讯事业的创立者之一，对无线电通讯本身也很内行，因此，在莫斯科尚在穷于应付没完没了的批判的李立三，很突然地接受了一项秘密使命。
原来，当李立三离开上海党中央后，原在上海的无线电工作人员曾三、伍云甫也于1931午3月进入江西的中央苏区。上海只留下了两个电台：一是中央台由王有才负责与中央苏区联络；一是国际台，由程祖怡负责与共产国际联络。由于1934年10月初程祖怡在路上被敌人逮捕并供出了电台地址，上海局临时负责人盛忠亮也被捕叛变，并供出陈祖怡管国际台、王有才管中央台的具体情况。活动了近5年的上海地下电台均遭破坏，停止了工作。与此同时，中央红军在粉碎蒋介石发动的第五次“围剿”后，被迫撤离苏区途中，随军电台在敌人的飞机轰炸中也遭到破坏。
尽管身在上海的毛齐华等于1934年底又组装出一套收发报机，而且性能良好，但一直没有能够同共产国际和党中央联系上。这样，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就中断了与中共中央的联络。
1934年10月，共产国际在中断了与中共中央的联络后，十分着急，便与中共代表团商量，立即派遣李立三前往中苏边境城市阿拉木图完成一项重要任务:在靠近中国边境的地方，建立一个秘密交通站，负责对国内来往人员的接待安排，了解国内红军的活动情况，恢复与国内的联络，包括电讯和信件的往来。
李立三接受此特殊使命后，立即带领段子俊和一个搞无线电技术的波兰人赶到了中苏边境城市阿拉木图。
在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异国他乡，欲要完成这样一个既秘密又十分重大的任务，其困难程度是可想而知的，实际上等于一切都需从零开始。经过紧张有序的秘密准备，1934年冬，李立三先后派出两批人员，带上电台和由他自编的密电码 (1918年李立三在程潜的军队中担任师部文书时，曾经从事过破译密电码工作，他懂得密电码的编制)，计划经新疆、甘肃赴陕北苏区，设法同红25军、26军建立联系，并制定了在与红25、26军联系上以后，进而寻找正在长征途中的中央红军主力的详细方案。可惜，这些计划因遭敌人阻隔、路途遥远等原因都未能成功。在这种情况下，李立三又主动提出，由他亲自去新疆，深入了解详细情况，然后酌情布置工作，但是他的建议没有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未能成行。
又经过一段时间准备，1935年春，李立三决定选派当时正在苏联学习军事的阎红彦回国，给中共中央送密电码本。这一计划得到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共产国际的批准。阎红彦在新疆没法越过边境，他化装成商人，经甘肃、宁夏、绥远等地。由于他不知道中央红军的确切地址，不得不转到北平，后又经汾阳， 到西安。在西安得知陕北红军的一些消息，于1935年底 (晚于林育英)才找到党中央。
阎红彦走后不久，又派刘长胜再次带上由李立三自编的密电码回国。当时给了刘长胜300多元的路费，刘长胜早年在海参崴当过皮鞋匠，他把鞋底割开，把钱藏在里面，然后再把鞋底缝好。
刘长胜在回国途中遇到不少艰难曲折。他先是到达蒙古人民共和国，再转新疆入境。在新疆找到苏联驻新疆的一位代表，把关系联系好以后再往内地去找党中央。一次在一个偏僻的小旅店寄宿，夜里十点多钟，忽然有人在院外急促地敲打大门，并大声叫嚷:“我们是查店的，快开门！”刘长胜一听，知道是来搜查共产党人的，乘机跑到隔壁房间去了。原来他一住进旅店，就注意到隔壁房间住的是一伙做生意的商人。因为，他们备有骡马，房里又放着很多布匹货物。他跑进去后就和那伙商人聊起生意经来。来人闯进屋内，凶狠地盘问有没有共产党？那伙商人齐声回答道：“没有，我们都是做生意的。”他们在屋内搜不出什么东西，只好溜走了。第二天早上，刘长胜把鞋底撬开，拿出部分钱来，对那伙商人说：“我和你们一起进关做生意。”那伙商人见刘长胜有钱很高兴，就让他一路同行，合伙做起生意来。
由于刘长胜沿途以做生意为掩护，经过一年多时间，1936年春才抵达陕北根据地找到党中央。刘长胜先找到周恩来，汇报了回国途中的经历，同共产国际联络的办法。周恩来立即带他去见毛泽东。毛泽东听了汇报，对他在回国途中走了一年多，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没有泄露党的机密，为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恢复联络立下汗马功劳，感到非常高兴。
李立三在阿拉木图期间，还先后派了吴诚等20多人回国。那些人都是从蒙古入境的，但后来一直杳无音讯。
1935年6月，李立三被召回莫斯科参加中共代表团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才终止了在阿拉木图的特殊工作。
李立三在阿拉木图的工作虽然一时还没见成效，与中共中央仍然还没联系上，但后来事情的延续恰恰说明正是李立三为恢复联系做出了特殊贡献。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结束后，陈云、杨之华、陈潭秋与潘汉年先后于8月下旬、9月下旬抵达莫斯科。为了向中共中央传达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精神并恢复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联系，共产国际与中共代表团决定再选派林育英回国继续寻找中共中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