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内务部把李立三关进牢房，但又抓不住任何可以定罪的把柄。审讯室里总是重复着这样的对话：
你叫什么名字?
李立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
胡扯！你不叫李立三，也不是什么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
你们搞错了吧！我的历史是清白的，我们党中央是了解我的。
你还是老实点，否则……
我再说一遍，我在党的面前是清白的，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
……
“审讯”无法进行下去了，李立三被押回牢房。
为了从李立三那里搞到可以证明他是“反苏分子”、“人民的敌人”的材料，苏联内务部黔驴技穷，编演了一场戏：派了一个假囚犯进入牢房，与李立三呆在一起。那个人开始与李立三拉近乎，随后就故意破口大骂苏联共产党、大骂斯大林，企图引诱李立三上钩，跟着他发泄对苏共和斯大林的不满，以便于能抓到李立三反对苏联共产党和斯大林的“把柄”。没有料到，李立三并没有随波逐流，而是正言厉色地去制止他，并警告说：“不许你胡言乱语，对共产党和斯大林不能任意污辱!”李立三这种无比鲜明的立场，使那个假囚犯——特工人员，立即改变态度，紧紧地握住李立三的手，连声说道：“你真是好同志呀！”
李立三在国内参加和领导革命斗争中，在敌人的枪林弹雨面前，在白色恐怖的威胁下，从来没有胆怯过，他早已做好坐牢和被杀头的准备。但万万没有想到，他不曾被关进敌人的监牢，却被送进共产党人的铁窗。况且“罪名”又那么荒唐！冤屈吗？是的；困惑吗？难免；沮丧吗？不!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而是中国共产党中央的重要领导人，是受党组织的委派到苏联学习、战斗和工作的。在铁窗下，对党、对共产主义哪怕有一点点怀疑和动摇，都会影响整个党的声誉。他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他个人的问题，是关系我们整个中国共产党组织的问题。
为了亮明自己的观点，阐明我党的历史，同时也为了反映苏共方面某些工作人员在肃反中存在的问题，李立三大义凛然，他把监狱给他用来写“交代材料”的纸，拿来给斯大林写信。当然，这些信是否能送到斯大林手中那就不得而知了。
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冲击着每一个“囚犯”的信仰。很多人发牢骚、咒骂，甚至骂出只有帝国主义分子才能说得出口的话。听到这些谩骂，李立三被激怒了，虽然他自己同样身陷囹圄，也不容许任何人往共产主义信仰上抹黑。
激烈的辩论和争论在牢房里进行着。有人讥笑他：“你那个信仰有什么用？你崇拜她，她却不买你的账，把你关在牢房，可怜！可悲！”李立三反驳道：“这不是共产主义的过错，这只是某些人一时的过错。历史的误会迟早总会消除。只有那些对共产主义信仰发生动摇的人，才是可怜的、可悲的，甚至是可耻的。”李立三认为自己目前所受的冤屈，总有一天会得到昭雪的。
丽扎默默地承受着一切苦难和不公正的待遇，始终保持着俄罗斯女子坚毅的个性和对爱情的纯洁忠贞。她深信李明是无辜的，她期待着丈夫出狱的日子，她相信这一天一定能够到来。
1939年夏天，丽扎从监狱得知：李明已被移交到苏联军事法庭。要丽扎为李明准备过冬的衣服。丽扎焦急万分，因为这意味着李明要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了。她很快把过冬的衣服送到了监狱。
8月，丽扎从内务部秘书那里得知：李明的案件已被法庭驳回，要求内务部进一步调查。这表明对李立三的控告显然是证据不足。这个消息，使丽扎备受鼓舞。后来才得知：1939年夏天，肃反高潮已过，原来兴风作浪最厉害的内务部长叶若夫被撤销了职务，不久便被法办枪决了，新上台的部长贝利亚作出“纠偏”的姿态，释放了一些政治犯。
10月20日，内务部打电话把丽扎叫去，询问了一些问题后，问她是不是要给李明写点什么？丽扎听了，激动不已。因为李明已经有一年零八个月不知道家里的消息了。她有千言万语要向他倾诉。但是，条件不允许她这样做，她只能草草写了一封短信，告诉李明：她还在坚持上学读书，目前与母亲住在一起，通报一下家人平安罢了。
经历了一年零九个月的煎熬，丽扎度日如年。她终于盼到了那一天：1939年11月4日晚，奔波了一天的丽扎刚躺在床上舒展着极端疲惫的身躯，面对十月革命节来临之际，家里没有一点节日气息而感到无限的惆怅和苦闷时，突然被急促的门铃声惊起。她立即拉开房门，完全出乎她的预料，站在门前的不是别人，正是她朝思暮盼的亲人——李明。是他，他拿着一个包袱站在门前。丽扎一惊，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当她确认是李明以后，热泪夺眶而出，两人无声地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好久好久。伴随李立三的内务部审查员跨进门槛对丽扎说：“瞧，我给你送来了十月革命节的珍贵礼物。”好一个礼物呀！丽扎对来人理也不理睬，像疯子似的忘乎所以，猛然转身，边跑边喊：“妈妈，李明回来了!李明回来了！”这是丽扎一生中最欢喜的时刻。
李立三无罪释放回来了，丽扎欣喜若狂，第二天就跑到外国语师范学院告诉共青团组织的负责人：“李明已无罪释放了，他是一个真正的好人!”团委书记也欣慰地说：“是的，我早就认为他是一个好人，应当释放他。”不久，学院团组织把团证发还给了丽扎，正式恢复了她的团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