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31年1月7日由米夫操纵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几乎所有的原政治局领导成员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批评指责，并被要求退出政治局，就连周恩来也不能幸免。在米夫为全会拟定的改造政治局委员的名单上，李立三、瞿秋白、李维汉都被拿掉了，惟独“立三路线”的最高主持人向忠发岿然不动，仍然保住了总书记的宝座。
当时，李立三在中央的职务是常委兼宣传部长和秘书长，总书记是向忠发，而李立三提出的一些建议和主张，多是在政治局会议上集体通过的，难道有了错误对身为党中央的总书记、总负责人向忠发来说就没有责任吗？
之一、向忠发并非傀儡
1925年7月21日，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授意下，工人出身的向忠发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兼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从此当上了中共中央第四任总书记职务，是中共中央惟一的一位工人出身的总书记，也是中共历任最高领导人中，惟一的一个被捕变节者。
正因为向忠发是工人出身的总书记，长时间以来，把在向忠发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期间发生的重大事件的责任，特别是“立三路线”错误的责任，都一股脑儿地加在李立三一个人的头上，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也是不公正的。
其实，向忠发并非像有人说的是个“大字不识”、“连文件都不会看”的大老粗，他还是很拿他这个“总书记”当回事的，遇事也极有自己的主见。比如说，有的史学工作者在文章中曾说：是李立三把中央常委、宣传部长蔡和森开除出中央政治局的。这个断言完全是出于偏见。其实，在六届一中全会选举时，李立三只不过是一名政治局候补委员，还不是常委，只分工负责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职务。把蔡和森开除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委员，完全是向忠发根据刘少奇和陈潭秋于1928年9月10日以顺直省委扩大会议的名义起草的“关于蔡和森所犯错误应予处分向中央的建议”而作出的。该建议的全文如下：
中央：
蔡和森同志前次代表中央巡视顺直，在工作上及主持召集改组会议上发生许多错误。如组织上的极端民主化，破坏党的集中制。引导同志与机会主义奋斗变成攻击个人，忽略政治路线之确定，对于一般同志之错误的倾向不独未予纠正，并从而助长之（如京东活动的同志会，议决农民五十人派一代表，工人一百人派一代表等，和森同志亦未及时纠正，而成立决议等）。因为和森同志以中央代表名义之指导错误，在顺直的党发生了极坏的结果，妨害顺直党的工作，至为巨大。扩大会议认为和生（森）同志，应依政治纪律予以处分。特向中央提出建议。
顺直省扩大会议
九月
对于顺直省委的建议如何处置，对于当时还只是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李立三来说，显然还不能起主要作用。“大主意显然要向忠发来拿……向忠发毫不客气，断言顺直党的错误，大部分应由蔡和森负责，主张‘对他的处罚，同意本人的意见，即公布错误，退出政治局’。同时认为：‘此事不好好解决，新中央的生命就要断送一半。’”
“上任伊始，向忠发做的第一件大事就使各位政治局委员侧目。他主持政治局会议，决定解除犯有‘左’倾错误、刚刚担任常委不到两个月的蔡和森的政治局常委和委员职务，并提议由李立三补任蔡和森之职。
“接着，他又亲自起草和签发了洋洋近万言的《中共中央告全体同志书》……他对中国革命的策略提出了一些新观点……显然同共产国际的精神有差异，（但）是符合中国党的实际的，颇具见地的。
“雄心勃勃的向忠发为了使新的中央尽快地做出成绩，又大胆地提出中央机关变革的设想……他甚至还提出由中央兼江苏省委，以利于‘中央深入群众’。”
这说明向忠发虽然是工人出身，但并不完全是一个无能之辈。
杨松奎在《向忠发到底是怎样一个中共总书记》一文中也写道：
显然，这些事情比较典型地反映了向忠发并不是一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只会人云亦云的人，远不是那种可以轻易做别人傀儡、当挂名总书记的人。不仅如此，他也确有一定的政治观察力，有相当程度的文字表达能力，同时做事干脆决断，愿意思考，很想做出点成绩来。因此，政治局多数领导成员虽然是知识分子出身，对他也还是比较尊重的。即使是同样工人出身，同样不大藏得住火的项英，事实上也得让他三分。即使是对通常被后人视为向忠发的主心骨的李立三，他也一样不稍客气。
1929年1月底，李立三起草过一个说明当时政治形势与党的主要任务的中央通告，公开提出了他几个月来一直宣传的一个观点，即认为，南京政府代表民族资产阶级，而美国因为与英、日两国有矛盾，正在极力支持南京政府保持和平与稳定。因此，中国资产阶级的统治正趋于暂时稳定，军阀战争不会马上到来。在这种情况下，目前，党必须把如何战胜改良主义的问题，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对于李立三的这种看法，向忠发一直持有异议。因此，当即宣称：李立三的说法有很大的毛病。美国同样是帝国主义，不能说它与英、日有什么区别。中国资产阶级虽然有稳定的企图，却绝没有稳定的可能，即使暂时的稳定也不可能。虽然此一通告因其他领导人基本赞同，向忠发不能不批准下发，但他实际上并不服气。结果，两个月后，共产国际2月指示信对中共党内的这种观点，提出了明确的批评，使向忠发大受鼓舞。他自恃其观点与共产国际的指示一致，便立即大翻其案，批评李立三过高估计美帝国主义和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右倾的危险，并且声称中国同志在政治分析上，普遍存在一种缺点，往往因为统治阶级修了一条马路，就对统治阶级作过高的估计，认为改良主义很厉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