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2月8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写给中共中央的指示信，就党的策略和当前的主要任务作了明确指示：“告诉中国共产党注意在革命低潮情况下，由于悲观主义情绪和一部分党员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而产生的右倾危险。”重申“在当前情况下，特别危险的是右倾。”要“消除幻想，揭露国民党的政策，动员劳动群众去反对这个政策，发动群众去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必须始终记住一个实际的目的，即尽可能使党和广大劳动群众做好准备，以便将来完成革命高潮中的任务，去进行夺取政权的武装斗争。”
以李立三为首的中共中央，盲目地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信，跟着共产国际一起错误地估计了中国国内形势和党的任务。比如：
1929年3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共产国际2月8日要求反右倾的来信后，决定接受国际训令，并由周恩来起草议案。5月15日，政治局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周恩来起草的决议案《中央通告第三十七号》——中央对国际2月8日训令的决议。决议一开头就指出：“国际2月8日来信是指示中国党应针对着现时情形怎样正确地运用六次大会和国际大会的正确路线于一切工作上。中央政治局认为这一指示（除关于农民问题的指示还没收到外）足以成为中国党内目前主要的工作方针。”党目前“所特别遇到的困难便是党内右倾思想的发展。”训令“足以端正党内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加强党的领导”。
1929年6月，中共六届二中全会，根据共产国际的二月来信作出了政治决议案。决议案在对当时的政治形势分析以后指出：“根据上述的政治形势的分析和估量，证明（中共）六次大会与共产国际六次大会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最近的指示信所指出的，目前党的路线是争取广大群众以准备武装暴动是完全正确的”。“党应更坚决地继续执行这一争取群众以准备武装暴动的总路线。”明确提出了“准备武装暴动的路线。”
决议案进而明确提出了当前党的任务是：1、加强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联系到反对世界大战与拥护苏联；2、坚决领导反对豪绅买办资产阶级国民党统治，发展一切群众的斗争；3、扩大反对军阀战争的斗争；4、加强领导扩大并深入土地革命的斗争；5继续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坚决斗争……9、领导游击战争，扩大苏维埃区域与建立红军；10、加强（军阀中的）士兵运动的工作……15、加强党员军事化与群众的武装训练组织。“党的策略路线是要利用一切的可能来争取公开的活动”。
（2）1929年6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给中共中央“关于农民问题的信”，重新强调指出：在中国农村存在着“掀起强大的农民运动新高潮”的长期因素，存在着发展农民的组织和使最广大的农民群众迅速革命化的长期因素，“这种前景现在已经展现出来了”。
为此，共产国际作出了一个极端反对富农的建议，强调既反对地主、又反对富农的剥削形式。建议“不必考虑富农，不必担心富农会离开革命”。来信还规定了要发动反对富农的阶级斗争（即使富农也参加反赋税、反军阀的运动）。要求在分地主土地时，不分给富农土地。这不仅为限制而且消灭富农的政策开辟了道路，也为侵犯雇工的和想发家的中农的利益开辟了道路。
共产国际在建议中再次提出了反右倾的任务，指出：“在党的面前，摆着这样的任务，就是要在斗争的本身过程中，准备和收集力量，去迎接最近将来的决战。因此，党就应当真正用革命精神去尽量发展成千上万群众的革命毅力和斗争……在这种条件下，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倾向。”
中共中央接到共产国际对于农民问题的指示以后，政治局于9月1日经过详细的讨论，认为国际指示的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因此，通过了“接受国际农民问题的指示的决议”。决议接受共产国际的批评，承认“在过去策略上发生错误的问题，就是富农问题”，指出：“党在农村中主要的任务是领导广大农民群众反军阀地主豪绅的斗争……以消灭一切封建的半封建的剥削，以摧毁乡村中之封建基础”；“应坚决地反对富农”，“因此，这一革命（统一）战线的内容，应当从雇农起到中农止”，“与富农争夺领导权”；“党在目前农民斗争的策略，是动员广大群众，组织广大群众，领导他们的斗争，以走向新的革命的高潮”；“提出群众一切迫切要求的口号，反对捐税，反对民团，反对高利贷、减租、抗租、借粮、分粮、改良待遇，增加工资，反对拉夫拉车，反对摊派军饷等，来发动一切被剥削压迫的群众斗争”。
（3）1929年7月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任务的提纲中指出：“在目前这个时期，我们所面临的最大危险是，共产党有可能落后于群众革命运动的发展速度（尾巴主义）。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会号召共产国际各支部发动坚决的斗争来反对这些落在后面的倾向，这些都是社会民主主义残余的反映，因为除非把这些倾向克服，共产党就不能完成作为工人运动中先锋队领导工人阶级走向新战场夺取新胜利的任务”。
共产国际执委会于1929年7月3日至19日，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十次全会，通过了《关于国际形势与共产国际的目前任务》的政治决议案，进一步强调了资本主义危机第三时期理论和全世界革命高潮的形势，强调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这对“立三路线”的形成起了推动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