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三对革命工作永远是个激情满怀的人。即便走上了党中央的主要领导岗位，他仍一如既往总是充满朝气，善于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也不能容忍任何工作作风不实的现象。
他主持党中央工作不久，就发现一个很不好的现象，那就是有些下级对上级的指示，只知道上传下达，照本宣科，而从不认真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他经过认真思考，于1928年12月24日写了一篇题为《每日的教训》的文章，严厉地指出：“与各省来的同志谈话，发现一极不妥的现象，就是接到中央通告，只是照抄原文转下去，省委转到县市委，县市委转到区委，区委转到支部，很少按照本地实际情况加以讨论，而很具体地决定本地的工作……可见许多通告并没有在支部报告，讨论更说不上，此种现象恐怕全国各处都差不多。以后补救的方法：第一，中央发通告在技术上就要特别注意，绝对不宜太长，同时要指出中心问题；第二，各省委接到中央通告，不应照例转下去，而是要照本省情形，把他更实际化、具体化，同时文字也要把它缩短起来，并要指出按照这个通告在本省要做一些什么工作再发下。各县市委，更要把通告加以详细讨论，使他更具体化，更指出中心问题中心工作来，然后发到支部。支部接到通告后，第一是讨论通告的内容，第二就要讨论照这个通告，本支部在可能的范围内要做一些什么工作；第三，就是要讨论做这工作的具体方法。然后通告才能收到实际的效用，才能在群众中发生影响。不然发通告等于白废纸张。”
李立三还十分注意抓舆论宣传阵地，以加强对革命斗争的指导。
1928年11月20日，即李立三接任中央宣传部长当天，就创刊了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他在创刊号的首篇发表了“酝酿战争革命暴动的反动统治”
李立三指出：“现在群众主观的力量，尤其是政治的力量，的确还很薄弱，还没有胜利的保障。现在一切革命先进分子的任务是：深入群众中去，去扩大群众的组织，去恢复群众的战斗情绪，去揭破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的假面具。要帮助并扩大一切经常的经济的斗争，特别注意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只有加紧这些工作，才能促进革命高潮，在将来新的革命高潮中，有胜利的保障。”
在从1928年秋到1930年4月的一年半时间内，李立三仅在《红旗》、《党的生活》、《布尔塞维克》等三个党刊上就发表了署名文章60多篇，还为中央起草了许多重要通告、决议和指示，为贯彻六大决议精神，对全党工作的进步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这里特别应该指出的是，李立三在主持中央工作之初，尤其在主抓党中央宣传工作时不遗余力地贯彻党的六大决议精神，是做出了显著成绩的，他的这一时期的工作指导思想也是正确的。 比如他根据六大精神，指出广州起义是无产阶级“退兵的一战”，革命高潮已经过去，现在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时期。他还指出：“如果认为现在群众斗争已经复兴了，将要很快走向革命高潮，这也是极不正确的，同样地有害于我们的正确路线。”他认为对于“开始复兴的形势决不能过分的估量，认为革命高潮必然很快地到来。”“我们的主观努力可以克服这些弱点，但这一工作是异常艰苦的，重复一句，这一工作是异常艰苦的。”
李立三根据这样的形势，还正确地指出，当前党的主要任务不是鼓动武装暴动，而是争取群众。李立三指出：“只有广大群众的革命和暴动的胜利”才能最后避免和解除国民党新军阀的战争和压迫，但是“现在群众的主观力量，尤其是组织的力量，的确还很薄弱，还没有胜利的保障，现在的一切革命先进分子的任务是，深入群众中去，去扩大群众的组织，去恢复群众的战斗情绪……”
李立三还论述说，为了在革命低潮中争取群众，我们党需要转变斗争策略和工作方法。他在一系列文章中批评了在党的宣传中还时常看见的“没收一切土地”和“打倒某某工会”的口号。他指出，我们只应提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而不是没收农民的土地；我们只应提打倒某某工会的工贼领袖，而不可把某某工会中的工人群众说在一起。只有如此，才不会使群众对我们党发生误解和反感。他还批评党内同志不懂得宣传口号和直接行动口号的区别，总是高喊“罢工”、“暴动”、“推翻国民党”。他说，宣传口号是宣传我们的政纲及策略，而直接行动的口号则要根据当地群众的迫切要求。如果把两者混同起来，就会把长远的根本目标当成现实的行动，势必脱离实际，脱离群众。
李立三在大力批评和纠正“左”的情绪的同时，还深刻批评和纠正革命失败后党内出现的悲观消极情绪。有的人面对蒋介石的白色恐怖，散布悲观论调，说“革命没有办法”。李立三说，“现在革命，果然是没有办法吗？不，完全不是的。很明显的中国革命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帝国主义正在更厉害地压迫我们，封建势力依然存在，广大群众的生活比以前加倍地痛苦，这样的局面能够安宁下去吗？就是没有共产党，恐怕洪秀全、杨秀清之流也要起来造反……单纯的白色恐怖之上，绝不能建设长期的统治，所以客观上证明革命是一定要来的，只怕我们不努力，坐待世界大战及世界革命的爆发。若只要坐待，那就恐怕到了爆发的时候，还是没有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