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西是上海日本纱厂最集中的地方，有内外棉株式会社的3、5、7、8、9、10、12、15等厂，还有日华、丰田、同兴等纱厂。工人工资低，有时还要被罚工。日本资本家订了许多歧视和压迫工人的管理制度，日本监工经常野蛮地殴打工人。面对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工人们早就想组织起来反抗。
1925年，棉纱市场出现了畅销的形势，日本资本家为榨取更多的利润，千方百计压迫工人多出产品。2月2日，内外棉8厂粗纱车间有一名夜班女童工，因困倦至极，“倚机假寐”，被东洋（即日本人）领班踢成重伤，引起工人公愤，向领班提出责问，亦遭殴打。领班悍然与大班（相当于厂长）策划，把粗纱车间的50多名工人全部开除，用廉价工来代替，拒绝发给被开除工人的工资，并把要求结算工资的工人抓去监禁。消息传出，引起久受日本资本家残酷压迫的沪西12家日本纱厂工人极其愤怒，纷纷酝酿斗争。一些工人积极分子找到俱乐部，要求为工人撑腰。
李立三同蔡和森、邓中夏商量，认为发动一次全市日本纱厂工人同盟大罢工的条件已经成熟，决定因势利导领导工人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斗争。通知发出后，各厂来了几百人在安远路夜校开会。会议由李立三主持，他分析了当时的形势：群众情绪高，有较好的工人组织，又值棉纱畅销，资本家急于多出产品，胜利是比较有把握的，决定不怕牺牲，全力领导好这次斗争。会上，又进一步研究了斗争的形式和策略，决定运用安源罢工“哀而动人”的经验。提出了“反对东洋人打人”的口号。这个口号既能激发工人的义愤，又具有反帝性质，能争取到社会各界的同情。李立三报告以后，全体一致同意成立罢工委员会，李立三被选为负责人。会议决定：①劝告工人暂时忍耐几天，等领到半月工资再罢工；②公推6名代表与东洋老板交涉。谁知，东洋老板勾结巡捕房把代表抓起来，送会审公堂审讯，由日本领事陪审，以“煽动罢工”罪名，判处工人代表关押3个星期。经再次开会研究决定，由俱乐部出面，向东洋老板提出7项条件：①不准日本人打骂人；②增加工资两成；③承认工会有代表工人之权；④同工同酬；⑤改良待遇；⑥罢工期间工资照发；⑦不得无故开除工人。这些条件，印成传单，分发各厂。
为了号召全市工人参加罢工，俱乐部还散发了大批通俗易懂、哀怜动人的传单。传单写道：“我们在日本人厂里做工，真是十分苦呀！每天要作12小时以上的生活，赚的工资却很少。一点不好，日本人就是拳打脚踢；一点小错，就要罚钱。日本资本家真把我们中国工人看做牛马奴隶一般，要打就打，要罚就罚，不管我们工人的死活，不讲人道，毫无公理。”“日本人喝了我们的血，还要剥我们的皮，真是岂有此理！”“工友们齐心呀！一致罢工，坚持到底，反抗日本人的虐待，达到最后的胜利！”
在李立三等人的领导与指挥下，2月9日，一场大罢工终于像火山爆发一样，从5厂东厂首先引发。这天下午4时，5厂各车间工人全部关车，冲出车间涌向厂门。厂门被资本家锁上了，并加强警卫，不许工人出厂。工人不顾阻拦，有的从厕所的窗口爬出来，内外呼应用一根大木头把厂门撞开冲了出去。随之，7、8、12厂的工人跟着行动，罢工工人近万人奔向苏州河边，由俱乐部派人接应，通过早已准备好的摆渡船，渡过苏州河，在潭子湾三德里前面集中。这里有几间空房，不属租界，又有一块空地，开会活动很方便。罢工委员会就在这里办公。工人集中后，李立三、邓中夏、杨之华、刘华等站在一个土高台上先后讲话。李立三在讲话中历数资本家欺压盘剥工人的行为，重申了7项条件，强调了罢工要遵守秩序，听从罢工委员会的指挥，团结奋斗，坚持到底。“立三同志在群众中威信很高，他提出的要求，完全符合群众利益，所以工人一致同意”。刘华宣布组织起内外棉纱厂工会和工人纠察队，李立三代表罢工委员会给工人纠察队授了旗。一时间，“大家一条心，反对东洋人打人”、“从前做牛马，以后要做人”、“齐心奋斗，坚持到底”的口号声震天动地，此起彼落。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同情与支持。
第二天，5个厂的工人又集中在潭子湾开会，决定游行到沪西其他纱厂动员罢工。队伍从潭子湾出发，到恒丰路4区8署警察所前，同警察发生冲突，队伍被打乱并有人被捕。后集中起1000多人，到叉台角9厂、戈登路同兴纱厂、3厂、4厂、日华纱厂、丰田纱厂等动员罢工，这些厂的工人都纷纷响应，走出工厂参加到罢工游行队伍中来。到2月18日参加罢工的工厂发展到22家，工人达4万多人。
这样，上海历史上空前未有的纺织工人大罢工，像烈火一样席卷了全市。中共中央通过报刊和传单对罢工斗争进行了广泛宣传，从而获得了社会的普遍同情。机器制造工人及其他行业的工人、学生团体、国民会议促成会等纷纷发表支持日资纱厂工人大罢工的声明，成立了“东洋纱厂罢工后援会”，进行演讲募捐，援助罢工工人，浙江、江西等地的一些团体也发表声明给予支持。
这就是著名的二月沪西纱厂工人大罢工，是上海工人在1925年响起的第一声春雷，也是五卅运动的前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