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危受命去武汉(1)

安源大罢工,以“未伤一人,未败一事”取得了全面胜利,开创了中国工人运动的新局面。

可是,时过不久,京汉铁路沿线的工人运动,却遭受到严重挫折。

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沿线的16个工会分会,在河南郑州举行统一组织的总工会成立大会,直系军阀吴佩孚指使军警破坏大会。工人们情绪激昂,高呼“为自由而战,为人权而战”等口号,坚持斗争,宣布了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成立。反动军阀恼羞成怒,派军警包围了大会代表和来宾的住所。总工会被迫搬到汉口的江岸。

2月4日,京汉铁路总工会决定京汉铁路全线的客车、货车、军车一律停开,全线总罢工。2月7日,武汉工会代表和江岸工人一万多人,举行了盛大的集会和游行,并冲进了租界示威。吴佩孚在帝国主义的唆使支持下,派军警包围了江岸分会,并向工人纠察队开枪射击,当场打死了7人,打伤200多人。

江岸分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林祥谦带领工人英勇斗争。敌人将他绑在电线杆上,强迫他下令复工。林祥谦大义凛然,坚决拒绝,说,“我的头可断,工是不复的!”穷凶极恶的敌人将他活活砍死。

武汉工团联合会律师、共产党员施洋为工人斗争仗义执言,军警将他送交陆军审判处,后于15日黎明将其杀害于洪山脚下。

工人们英勇斗争,前仆后继,先后被杀死者40余人,受伤者数百人,被捕入狱者40多人,被开除者达1000多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二七”惨案发生后,武汉的工会即遭封闭,不能公开活动,全国工人运动迅速转入低潮。

这时,安源反动当局也蠢蠢欲动,他们利用李立三回原籍探亲的机会,密谋派刺客到醴陵去杀害他。工会得知后,100多名工人连夜赶到李立三的老家,使他再次得到保护,免遭于难。

在这极端困难的形势面前,党中央决定,为了保存干部,把在武汉的党员干部陈潭秋、李求实、贺昌、唐绍予、黄无一、黄静源、李树彝、龚逸清、任岳、萧劲光、陈清河、刘士奇、徐全直等调到比较安全的安源,同时给李立三委以重任,调李立三去武汉,担任湖北区委书记,其任务是:恢复已经被摧垮了的地下党和工会的各级组织,“帮助武汉三万困苦的伙伴慢慢地团结起来”,准备迎接新的革命高潮。

同年4月初,李立三在安源工人的保护下,与夫人李一纯秘密离开安源,经长沙抵达处于严重白色恐怖下的武汉,从事艰苦的地下工作。

与此同时,毛泽东调中共中央工作,李维汉继任中共湘区区委书记。李立三虽然已被党中央任命为湖北区委书记,在武汉工作,中央同时又任命他为湘区区委书记(其他委员还有何叔衡、郭亮、易礼容)。

李立三从安源到达汉口后,第一步就是与工人区残留的个别同志重新接通关系,找他们谈话、讲解目前局势及发展前景,用说服的办法,去提高他们的革命情绪,克服灰心丧气和悲观失望的心态,研究如何在工人中开展宣传鼓动工作,如何恢复工会活动,如何在工厂车间组织一些工人小组的斗争和反抗。

4月12日,中共湖北区委通过学联联合各界召开了国民大会,提出“收回旅大”、“经济绝交”、“抵制日货”、“废止二十一条”等口号,到会者5万余人,会后分三路示威游行。

在武汉,李立三运用在安源的经验,以香山会馆平民学校教员的身份,团结一批进步知识分子,举办起平民学校并使之在全市开花,培养和锻炼了一批骨干。

经过几个月认真细致的工作,恢复、发展和加强了党组织,并在重点工人区,包括汉阳钢铁厂、京汉铁路车辆段所在的江岸区、武昌长沙铁路车辆段所在的徐家棚区、汉阳纱厂所在区,以及在人力车夫、店员中建立了一些工人小组,秘密恢复了工会及工会委员会,并在各家工厂发动抗议和罢工斗争,提高了工人的斗志、增强了他们的自信心。

在武汉期间,李立三以极大的精力重建武汉工人运动的同时,还按照党中央的部署,根据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帮助国民党进行改组。

1923年1月,为了进一步推动国共合作,共产国际执委会作出了《关于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认为,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是必要的,在目前条件下,共产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是适宜的,但不能以取消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治面目为代价。共产党必须保持自己原有组织和严格集中的领导机构。

由于在“二七”惨案发生后,革命暂时处于低潮时期,迫切要求中共制定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的合作的政策。在共产国际帮助下,中共加快了同国民党合作的步伐。据此方针,李立三在武汉以实际行动投入了与国民党进行合作的工作之中。

1923年6月,中共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代表大会,中心议题是讨论加入国民党的问题,主要解决共产党员是全体还是部分加入以及产业工人要不要加入国民党的问题。会上形成了两种根本不同的意见:以马林、陈独秀、瞿秋白、张太雷为代表,赞成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产业工人也加入;以张国焘、蔡和森、刘仁静为代表一方反对共产党人全体加入国民党,主张只有在国民党内从事工作的党员才能加入国民党,反对产业工人加入,反对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合作。最后大会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帮助孙中山把国民党改组成民主革命联盟,同时,保持共产党在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独立性。这次会议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奠定了国共合作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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