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于1921年12月写的一篇通讯中指出:“本来是共患难的朋友,只因为一时意见不合,便各自分开了。各人都勇猛地求他们主张的实现:一方请愿得了维持费,一方走入工场,两方的生活都算暂时有了着落。但是何能算安定?至于求学的大目的,在这两条道上,更成了绝望的倾向。途穷了,终须改换方向;势单了,力薄了,更须联合起来。马克思同恩格斯合声嚷道:‘世界的工人们,联合起来啊!’他们如今也觉悟了。”
这是对以李立三为代表和以蔡和森为代表的两派学生从分歧走向联合的真实写照。
当时,蔡和森、蔡畅、李维汉、李富春等组织了“工学励进社”(后改名为“工学世界社”),没有参加“勤工俭学会”。
图02:1921年7月,蔡和森领导的工学世界社在法国蒙达尼开会/前排右五为李立三,三排左一为李富春、左十为蔡和森
“二二八”运动结束后,李立三与赵世炎研究了同蔡和森以及他所领导的“工学世界社”同志们的团结问题。他们认为蔡和森等都是勤工俭学的优秀分子,都是信仰马克思主义,主张革命的,应当主动团结他们,联合起来共同斗争。因此,他们决定写信给蔡和森,表达他们的愿望。在征得对方同意后,赵世炎又专门去蒙达尼与蔡和森会谈了3天。双方共同认为争论已经过去,现在观点完全一致,大家都信仰马克思主义,决定今后要共同研究问题,共同革命行动。
赵世炎回来传达后,李立三与“劳动学会”的其他成员都十分高兴。李立三与赵世炎商量,为了统一领导在法华工和勤工俭学生的工作,只有“劳动学会”是不够的,因而提出成立“共产主义同盟会”的主张,并写信给蔡和森征求意见。蔡回信表示同意,但主张名字叫“少年共产党”。李立三、赵世炎再去信表示,名字不计较,只要有一个共产主义的核心组织,把华工与学生统一领导起来就好。
李维汉在回忆中写道:“二八”运动教育了我们,迫切希望勤工俭学内部团结。我们请“劳动学会”派代表到蒙达尼出席“工学世界社”的会议,相互加强联系和了解。
1921年7月23日,李立三以“劳动学会”代表的身份,应邀去蒙达尼参加了“工学世界社”召开的会议,蔡和森在会上提议建立“少年共产党”,李立三以来宾身份在会上讲话表示同意。由于郭春涛等人坚决反对,发生争论。李立三不便参加“工学世界社”内部的争论。通过这次会议,标志着以李立三、赵世炎为代表的“劳动学会”和以蔡和森领导的“工学世界社”已经消除了分歧,在共产主义旗帜下团结起来了。
两派团结起来后,李立三、赵世炎、蔡和森、李维汉、陈公培等为在勤工俭学生中建立党的组织,都同在国内的陈独秀、毛泽东有过通信联系。
1920年8月13日,蔡和森写信给毛泽东,详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组织共产党的主张。他写道:“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而“社会主义必要之方法”,为“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他,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在1920年9月16日写给毛泽东的第二篇通信中明确指出:“公布一种有力的出版物,然后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方向就是无产阶级获得政权来改造社会。”
毛泽东1920年12月1日在回信中,对蔡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1921年1月21日在给蔡和森的信中,明确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党一层陈仲甫先生(即陈独秀)等已在进行组织。出版物一层,上海出的《共产党》,你处谅可得到,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
1921年2月11日蔡和森在给陈独秀的信中写道:“闻公主张社会主义……和森为极端马克思派,极端主张:唯物史观、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所以对于初期的社会主义,乌托邦的共产主义,不识时务穿着理想的绣花衣裳的无政府主义,专主经济行动的工团主义,调和劳资以延长资本政府的吉尔特社会主义,以及修正派的社会主义,一律排斥批评,不留余地。”
1921年8月1日,陈独秀给蔡和森回信,阐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观点。“鄙意以为唯物史观是研究过去历史之经济的说明,主张革命是我们创造将来历史之最努力最有效的方法。”“若是把唯物史观看做一种挨板的自然进化说,那么,马克思主义便成了完全机械论的哲学。”
蔡和森接信后,曾和李立三等商量准备成立共产党,但由于他们忙于参加和领导“拒款斗争”和争回“里大”的斗争,而未能具体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