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在我和森喜朗首相的会谈中，以及和各位政党首脑的会谈中，都谈到台湾问题。我看到这几天的新闻报道，都表达了我所讲过的内容。如果需要我再讲的话，那就是，中国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我们有最大的耐心采用和平的方式统一中国，但是，也不能让台湾问题无限期地拖延下去。关于李登辉访问日本问题，因为他不是一个一般人物，所产生的后果，我想中日双方都已充分意识到了。
日本广播协会（NHK）记者：中国在加入WTO之后，国内的信息产业会受到比较大的冲击，因此有一些反对的声音。中国加入WTO后，会采取什么样的对策来解决这方面的冲击？
朱镕基：我们从来认为，中国加入WTO是有利有弊的，既可以更好地融入国际市场，又要面对来自外部严重的竞争和挑战，但是中国可以尽自己的最大努力来使它利大于弊。因此，我们在与37个国家进行双边谈判的时候，都坚持中国的开放应该是逐步的，需要有一个时间表，这一点我们与这些国家都已经达成了协议。在IT产业方面，在基本的电信业方面，中国加入WTO第一年的时候，我们限制外资参与电信业的参股比例不能超过25%，经过一段时间后，才能达到49%。
《日本经济新闻》前编辑委员：我是朱总理的崇拜者，对于总理的领导能力和果断的实施能力十分钦佩。朱总理在TBS电视台与市民对话的节目，我收看了，觉得很好。刚才来这里时，我问出租车司机，你看了TBS的节目吗？他说，看了，朱镕基真是一个好人，日本人不爱听的话，他都没有提到。其实我想问的是有关中国西部大开发的问题，请总理介绍有关西部大开发的情况，以及关于中国的国际租赁公司和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拖欠债务的问题。
朱镕基：感谢你对我的称赞，但愧不敢当。我觉得你是很真诚的，我也对你表示感谢。关于西部大开发，我可以讲一个小时，但没有时间。我们的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很快就要发表，我们关于西部大开发的政策已经正式或者正要发表。我相信，中国西部大开发可以为日本的企业家提供巨大的商机，希望我们共同努力为西部大开发作出贡献。
关于中国的投资环境问题，基本上是好的，如果不好的话，中国怎么可能每年吸收外商的直接投资达400亿美元以上？最近几年基本上保持了这个水平。但是，我们的投资环境、涉外法律法规确实还不够完善，我们正在不断地总结经验，逐步地改善，我认为每年都在进步。
我知道，日本的经济界关心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中国的国际租赁公司问题，另一个是中国的国际信托投资公司问题。这两个问题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在中国经济过热的时候产生的，这些问题确实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解决。我从1995年开始就应日本朋友的要求，介入了这些问题的解决。我作过多次的批示，虽然问题一直没有完全解决，但我认为还是解决了一大部分问题。为什么至今还有遗留问题没有解决呢？我想，日本的企业选择合作伙伴没有选好，他们老是拖延不决，我们政府想使劲儿也使不上。我回去以后，会对这些问题加以了解，加以推动，但同时，我也要奉劝日本的企业家，在选择伙伴的时候要慎重些。
关于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主要是在1993年中国经济过热的时候一下子发展了很多，经过这几年治理整顿以后，大部分经过合并、整顿后还是好的，但确实也还有少数资不抵债的，欠了外国的债务，包括日本的债务，无力偿还。这些公司都是地方的。中国政府的立场是，要让包括日本在内的外国公司债权人与这些公司协商，来减债、偿还。如果确实不能还债，这些公司只有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然后向法院提出破产申请。中国政府将依法保护包括日本在内的外国债权人的法律权益。最近，我听说海南省的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所发行的武士债牵涉到一部分日本国民的债务。我们认为这个问题是比较严重的，因为它不是拖欠了一般的债权人的债务，而是拖欠了日本国民的债务。我回去以后会督促海南省政府，他们搞出来的问题他们要负责，至少应该对日本国民负责。欢迎你多提批评意见，谢谢。
主持人：我们记者招待会的时间已经大大超过了，让我们再次向朱总理表示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