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我沉浸于这项观察研究活动之种种成果所带来的由衷喜悦之中时，2001年6月，中央电视台首播的电视剧《长征》给了我一个始料不及的巨大震撼，它似乎为我打开了一道天窗，破窗而入的真理之光逐渐将我苦苦求索的内心照亮。于是，我从此便成为不折不扣的“党史迷”。对共产党先贤及其事迹的痴迷程度，丝毫不亚于今天少年“追星族”们的狂热——我从共产党早年（1921年至1949年）的奋斗历程中意外地获得了流星雨一般密集的启迪与灵感。在随后对这段党史迫不及待的学习中，我竟然屡屡为它身上蕴藏的真理所惊愕、所折服、所陶醉——长时间以来，我们竟然对这座丰盛的宝藏视而不见！
我们对党史中的宝藏之所以“视而不见”，可能正是因为我们对它过于熟悉。我把这种因为熟悉而忽视的心理称之为“习惯性忽视”。习惯性忽视可以说是人性中固有的弱点，而对这一弱点的克服往往会给我们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收获。比如一个司空见惯的现象——苹果从树上掉落下来——就使牛顿深受启发并进而发现了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万有引力定理”。如果我们今天再以这种习惯性忽视的心理来面对自己身边触手可及的辉煌精神遗产（1921年至1949年的党史），无异于坐在无尽的宝藏旁边忍受着贫困的煎熬。
如果克服习惯性忽视及其它种种僵化的定式思维所造成盲区，我们就会发现，今天的企业组织与当年的共产党之间，存在着一个根本的共同点：它们都必须以应对外部挑战为最基本的生存状态。因此，共产党从弱小到强大、从挫折到胜利的奋斗历程所揭示的种种真理，对于今天的企业组织同样有着直接的借鉴意义。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组织”一词在本书中仅仅指那些“以应对外部挑战为基本生态状态”的组织。此类组织的最大特征，就是一切行为的出发点和归宿都必须有利于应对外部挑战，或者说，其组织行为过程就是一个发现和实践真理的过程。（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另一类组织则是以平衡或协调内部利益冲突为基本行为状态，比如和平时期的执政党或民主国家的议会等，其遵循的运行规律显然不适用于企业组织，因此不在本书探讨的范围内。）
从这个角度再来看，今天的经理们津津乐道的种种新理念，其实远在数十年之前就已经被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先贤们天才般地演绎出精彩绝伦的篇章，并且达到了迄今为止也难以企及的高度。
本书所引用的主要党史资料之版次如下：
一、《毛泽东选集》系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第2版之第1－4卷；
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系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
三、王东主编《中国共产党大辞典》系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版；
四、高戈里著《心路沧桑——从国民党60军到共产党50军》（在书中引用时简称《心路沧桑》）系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版。
历经数年的努力，拙作终于得以完成。
在成书过程中，挚友倪训洁顾侠夫妇、原华晨中国汽车控股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兼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董事孙栋先生、贵州西西弗文化传播公司董事长薛野先生及副总经理高冬梅小姐、中国纺织出版社编辑胡成洁小姐、挚友党延东先生等始终给予我精神上的宝贵支持；拙作成书之后，幸获伍修权将军之女、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副秘书长伍连连女士和原中纪委驻中国社会科学院纪检组副组长兼监察局局长、党史专家张联瑜先生的鼓励和支持。他们在百忙之中对拙作拨冗垂阅并提出了许多极富真知灼见的珍贵意见，使之更趋完善。
在拙作的投稿过程中，幸蒙人民出版社编辑姚劲华先生的赏识。如果没有他的认可和努力，真不知道我还会在出版的道路上经历多少曲折。
拙作在人民出版社进行选题论证期间，七十多岁高龄的著名党史专家、原人民出版社总编辑马连儒教授不辞劳苦，垂阅全稿并提出了诸多高屋建瓴的修改意见。虽然我与马老素不相识，直到拙作付梓也无缘拜晤老人家，当面恭听老人家的教诲，但是，在其意见书的字里行间，无不折射出这位令人尊敬的前辈学者渊博的学识和崇高的品格。
虽然受本人能力和水平所限，拙作还有诸多浅薄之处，但是，如果能抛砖引玉地激发更多更有才华的人一起来发掘党史中蕴藏着的伟大的时代价值，对于我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求索者来说，将是一件足慰平生的大幸事。
在拙作即将付梓之际，当我无意间掩卷回首，不禁感慨万千——在我成长和追梦的旅程中，记忆的大道上满载恩情的彩虹，凄美而动人心弦。
我的双亲目不识丁，从小就把我的成长托付给了学校的老师。杨天书、张廷坤、皮忠正、周玉芬、邓齐健、周友惠、赵光煜、丁贵普、徐耀芬、黄守模、秦在权、吴梦宇、谭群辉……这些是我从小学到大学的部分恩师的大名，他们的关怀和教诲无时无刻不在我的内心回荡，成为我一生中最为重要的精神力量。没有这种力量，我不可能在探索真理的道路上如此执着地恪守精神的家园。浩荡师恩一言难尽，没齿不忘。
小学班主任邓齐健老师曾经以中国农民特有的质朴和真挚，为我的暗淡童年平添了几多温暖的色调；如果没有他的帮助与呵护，我可能永远也走不出那个小山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