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美国第一流新闻记者来中国的，只有一位爱金生，他是戏剧评论家，到过重庆。国立戏剧学校公演“哈姆莱脱”时，曾经请他去看过。他就写了一篇《哈姆莱脱在中国》的通讯，轰动了一时，说起来经国也正是哈姆莱脱（今译哈姆莱特）型的人物。他是热情的，却又是冷酷的；他是刚毅有决断的，却又是犹疑不决的；他是开朗的黎明气息，却又是忧郁的黄昏情调。他是一个悲剧性格的人，他是他父亲的儿子，又是他父亲的叛徒！
他那带有宁波音调滔滔不绝的演说，富有煽动性，这一点，比老头子不知高明得多少倍。他那些演讲稿，看起来很平凡，一到了他的舌尖，就能抓住听众的心理，让你听下去。有一回，他到了桂林，广西大学学生会请他去演讲，青年学生原以好奇心理迎接他，原以为请他讲点赣南政治的情況。学生到得太多了，礼堂容不下，只好移到广场上去，千多学生席地而坐。
他讲的是人生问题，听的都十分满意，出乎他们的意料。他说，讲演有两个诀窍，对大众讲演，意思要简单；对学生讲演，要深入浅出。共产党人善于讲演的很多，这一类训练，对于把握群众，作用是很大的。
他也懂得领导群众的技术。有一回，八百壮士① 的一小部分，经过赣州到重庆去。他们一路听了关于专员的传说，心理上有一种预期。那天，准备下午三时开欢迎会，可是领导欢迎的青年团和县党部，能够有把握的与会市民，并不很多，要做得十分热闹，就不容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