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国共之间的协合，也还相当调和。周恩来出任政治部，在南昌成立的新四军，也由叶挺、陈毅、项英率了大部分是江西子弟兵，到皖南去展开敌后游击工作。所以，新赣南共产了的传说，倒也不十分动摇中枢的信心。
倒是一些激进青年，在政治上前不巴店，后不巴舍，好似追寻光明的蜜蜂，都向新赣南来朝圣了。许多在泰和出了毛病的青年人（民主自由份子），也都把赣南当作政治避难所。那一时期，桂林的自由空气最浓，吸引了许多东南文化人；赣州也来了许多自由主义的文化人。
专员胸中究竟如何打算？不独泰和人看不明白，那些追寻光明的青年也看不明白，连他的左右手也看不明白。他是有着政治野心的。有一天晚上，他酒喝醉了，才吐露他的胸怀：“政治上的事，就是彼此耍来耍去的耍，谁耍赢就是谁行！”这一番现实主义的话，倒把一位求光明的青年吓住了，原来新赣南的口号，只是政治敲门砖，实现他的政治野心的基石，并不在实现一种政治理想。专员说了这番话，也许忘记了，可是在那青年心头，却是一个烙印！
1940年底，皖南发生新四军事件，这是国共再合作以后的第一次裂痕。这件事的责任，照当年的《大公报》社论说来，“在目前两民族生死存亡之决斗时期，不一致对外，不奋勇讨贼，鲜不为抗战之叛徒，国家之罪人！”一切错误，得由共方负责。照今日的《大公报》说来，“新四军事件乃是蒋帮破坏抗战阵线的不法行为！”一切责任，又说都该由国（国民党）方去担负了。口舌无骨由人说，连《大公报》记者，也不知道是黑是白，何处去找标准呢！
原来，1938年，新四军办事处在南昌成立时，共方原要求把在江西各地散处的部队集合到山西（即南昌）去的。蒋先生就怕共方的实力增强了，再三迁延，不让他们北移。后来，武汉危急了，国军在苏南浙西的游击部队，也乱糟糟地打不开场面。他就计上心来，把新四军调到皖南去，一面分散共方的实力，一面让敌方来消灭共方的实力。哪知，如意算盘打到牛角尖里去了，近十年间，国军所遭遇的重大困难，就从这一着棋下错而来的。新四军到了苏南，立即在敌后迅速展开，其发展区域之广大，又出乎蒋（介石）先生的意料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