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的柳传志、TCL的李东生、万向集团的鲁冠球、华西村的吴仁宝等，都可以归为这一类。
创业时他们都有国有或集体的背景，所以，他们的奋斗历程尽管充满了艰难险阻，但却往往没有前者惨烈、充满血腥。
他们的官方背景令政策、法律或世俗的力量对他们的生存与发展不但不是一种阻力，反而是一种力量。这时，只要他们头脑灵活、行动快捷，兼具市场意识、管理能力，一般来说，他们都能获得巨大的成功。
其实，对他们最严峻的考验是，如何在迅速发展的企业与个人逐渐膨胀的野心之间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这也是对他们生存智慧的极限挑战。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一群穿梭在灰色领域或复杂迷宫中的先行者。万向集团的鲁冠球、横店集团的徐文荣都是真正意义上的“与时俱进”的模范人物，二人创业之时都是农村基层组织的支部书记，根红苗正。当邓小平同志要全国人民向前看、奔小康时，他们自觉自愿地戴起了“红帽子”，乘着政策的春风加大了乡镇企业建设的步伐；当邓小平同志要求大家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不要像小脚女人那样、不要受“姓资姓社”的束缚时，他们纷纷搞起了股份制改革；当政府要求加快产权改革、转变经营机制，国企纷纷易帜、乡企纷纷变姓之时，他们顺理成章地摘掉了“小红帽”或者指定了接班人，悄悄地实现了“和平演变”。
福布斯上相当一部分的江浙亿万富翁就是属于这一类。以柳传志、李东生为代表的老板属于另一类，他们将古老的东方智慧在新时期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演绎。这一类人在“忍”字上做足了文章，耐力之好、目光之远、城府之深、手段之高直追春秋战国时期的谋臣、策士。而健力宝李经纬的功亏一篑，青春宝冯根生的产权改革流产，皆因没有柳、李那样的定力与耐性。联想这样的企业，如果当初它在市场中被消灭了，可能也就没有人关心了。
但它却做成了行业的一面旗帜，资产升至数百亿，全社会的目光便聚焦于它。尽管当初柳大帅仅仅向老东家借了二十多万的开办费，并且这笔款项早就归还，但从根本上讲，联想集团仍属于集体资产。柳传志太熟悉中国的国情和历史文化了，他深知自己的屁股底下有一座阿里巴巴山洞，但那也是一座足以让他灰飞烟灭的火山。
所以，他花了足足十几年的时间游走于边缘，与各色人等打起了太极拳，最后的结果是：国家认可、上级满意、跟他一起打天下的元老重臣们高兴，普天之下皆大欢喜。
李东生老谋深算的功夫也十分了得。老李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就开始了外围实验，90年代末期搞了所谓的“授权经营”，这种过渡非常的巧妙。当万事俱备，天时、地利都到位之后，他通过引进所谓的“海外战略投资”，自然就完成了复杂的产权改革，于是，他也就从一个“国有资产”的管理人变成了一个腰缠亿万的“资本家”。
这种深谋远虑、绵长细腻的功夫是已修炼到相当境界的人才可能做得到的。春兰的改制胎死腹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在“存量”上下大力气，难免会给人留下利用职权之便侵吞国有资产的口实，而李东生的民营化之路却始终锁定在企业的“增量”资产，这样他就守住了这条不可逾越的底线。万科的王石玩的则是另外一种策略。试问，王石为什么仅仅只有区区数百万的家产？要知道，他做的，可是上市公司的掌门人。为什么许多跟王石一起在中国股市兴风作浪的“江洋大盗”们多把船弄翻了，而唯独他不仅把船开得平平稳稳，而且还直挂云帆济沧海，一路开进了新时代？王石说，他成功的秘诀是不贪。这所谓的“不贪”有两个解释：一是多数房地产公司追求暴利，百分之二三十的利润还嫌赚得少，他则相反，超过百分之十的不做；二是不少上市公司掌门人化公为私，穷庙富方丈，他却满足于自己的几十万年薪。但这些解释都是结果，不是原因。事实上，作为一家大型品牌上市公司的董事长，王石之所以没有成为亿万富翁，不是因为他与钱有仇，也不是因为他自命清高、洁身自好——如果真是这样，王石早就被市场消灭了，哪会有今天的领袖风采？根本原因是，在以弱击强、残酷激烈的“斗争”中，作为国有资产的保护人，王石要取得公司的绝对控制权，首先就得拔刀“自宫”，保护好自己！《王石是怎样炼成的》一书始终没有把这个关键的命门点破。万科的老东家是深圳大型的国有企业特发集团（特区发展集团公司）。王石特立独行的个性与行为模式，使他与老东家的关系一直相当紧张。当初万科欲上市时，如果不是市政府鼎力相助，可能早就夭折了。
后来，王石为了摆脱官僚气甚浓的老东家，曾打算将万科的大股东地位拱手让给北京华润置业，其条件非常优惠，但即将签合同时，老东家打了翻天印。试想一下，万科是国有控股企业，他与老东家的关系又长期紧张，要是王石真的“贪婪”，那么，他的下场可能比李经纬还要惨。作为老板，王石自己的年薪仅有几十万，那么，他手下的职业经理人们又怎么可能发大财！为安全计，为斗争计，为“后院不失火”计，王石一直恪守的底线就是不犯侵吞国有资产或使国有资产流失的错误，不犯贪污、行贿受贿等经济上的错误，这样，那些把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的人就没办法置他于万劫不复的深渊。
正因为王石与老东家的关系剑拔弩张、复杂微妙，使得他不敢在灰色领域灵活穿梭，更不敢在明里暗里为自己谋私利。
另外，他也没有必要为追逐暴利去冒翻船的危险。力百斤者负五十，轻装上阵，剩余精力去飞伞、登山，去玩值得一玩的任何时尚。“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回首当年与万科一起出发的“海盗船”，不知是那些监守自盗，虽身家过亿最终却船毁庙灭的新富豪们成功幸福，还是不求所有但求所用、自由叹世界的王石来得潇洒。
难怪，王石的哥们儿——北京万通集团的董事长冯仑，在谈到王石的成功时说：王石是逼出来的圣人！
一语道破天机。有道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生活的真谛通常是充满辩证法的。第三类老板是那些有强烈的政治情结，但仕途却阴差阳错地被彻底堵死的人。前期的代表性人物有四通的万润南、南德的牟其中等，后期的标志性人物有海尔的张瑞敏、长虹的倪润峰、华为的任正非、大午集团的孙大午等。这类老板无疑是中国企业家之中最有才学、最有韬略、最雄辩、最充满激情的一类。
他们对金钱本身的兴趣远没有对名誉、地位、权势以及影响力的追求浓厚，也就是说，他们都有非常强烈、甚至狂热的政治情节。他们的案头置放的是中国的传统经典，诸如《老子》、《孙子兵法》、《资治通鉴》、《毛泽东选集》等。但因造化弄人，他们已经没有可能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施展自己的平生所学以及满身的文韬武略了，于是便纷纷响应党的号召下到海里，乘风破浪。华为的掌门人任正非，是一个政治情结很重的人。
重庆邮电大学毕业之后，就“混进”了军队（因其父的历史问题还没有定论，政审马虎了一点儿）。
在部队并非根红苗正的任正非拼命地工作，刻苦地钻研科学技术（好在他当的是技术兵，而非扛枪打仗的野战兵）。在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里，老任（按理应该叫小任）尽管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的技术难题，尽管他的手下一个个立功获奖，但他却没有得到一纸奖状，更没有光荣入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