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勃诺夫在处理完中山舰事件后，于3月27日致信鲍罗廷，介绍了广州发生的情况。他还通告鲍罗艇：根据使团的决定，季山嘉和罗加乔夫已被解除他们所担任的职务。这个决定是考虑到3月20日后出现的局势作出的。
鲍罗廷万万没有想到，他在1月份还十分自信地向布勃诺夫和加拉罕保证过，蒋介石是一位“完全可靠”的将军。可是，只过了两个月，蒋介石就在广州发动了“针对俄国顾问和中国政委的小规模准暴动”。
面对这种局势，鲍罗廷十分清楚，要确保莫斯科在广州的利益，他必须继续拉住蒋介石。4月29日，鲍罗廷匆忙回到广州。第二天，他赶往黄埔找蒋介石谈话。在这次会谈中，蒋介石透露：胡汉民曾告诉他，不要再信任鲍罗廷，并将鲍罗廷扣留。
鲍罗廷虽然不大相信他会被扣留起来，但又觉得“他的好朋友蒋介石将军居然借胡的话，向他来一次下马威，这使他不无今非昔比之感。”至于广州的局面能否恢复到中山舰事件以前的状态，鲍罗廷确实“没有把握”。他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做到哪里算哪里”。好在莫斯科非常尊重他的意见，并且授予他“全权相机处理一切”。
5月1日，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和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同时在广州召开，有700多名代表参加了这两次大会。会议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在工农群众中的雄厚实力，也助长了广州局势向左发展。
惯于玩弄权术的蒋介石在黄埔军校设宴招待两会代表。5月2日，他还以《工农大联合》为题在会上发表演讲，依旧是满嘴的革命辞藻。他说，工农群众同国民政府合作，促成了广东的统一，肃清了一切反革命派，使国民政府的基础更加巩固。到五卅运动的时候，职工运动的发展，达到了中国有史以来的最高峰。革命军如果能努力为工农谋利益，而全国工农又真正能参加国民革命，那么，国民革命就能成功。
由于中山舰事件的阴影还没有完全消失，与会者对蒋介石演讲的反映并不热烈。以致蒋介石几乎每天都向鲍罗廷抱怨说：“共产党和左派都不相信他，不相信他是愿意为革命而献身的”。鉴于蒋介石已经公开要求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所以，左派和共产党人更加怀疑蒋介石是右派，而鲍罗廷却认为蒋介石仍然是“一个中派”，还没有彻底向右派转变。
此时，广州的一切重大政治问题，都由蒋介石、鲍罗廷和张静江三人秘密商谈解决。但是，鲍罗廷很快就发现，自己“门前的盛况，已大不如昔。”过去，各界要人都跑到他这里来求教，而现在他“却要移樽到半身不遂的张静江的行馆，向蒋介石、张静江请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