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看到这个决议后，相当不满。他说：“观其论调，不认识友党如此，应愧自居为世界革命之中心。”联想到几天前同共产国际领导人的谈话，蒋介石认定，季诺维也夫“殊无振奋气象，外强中干”。
有研究者认为，共产国际这个决议是在蒋介石访苏基础上制定的，它传到中国后，很快成为鲍罗廷等苏联、共产国际代表帮助孙中山和国民党改组工作的指导思想。
那么，这个决议到底有多大意义？在蒋介石率领代表团回国后不久，加拉罕于12月27日在给鲍罗廷的信中谈到了他对这个决议的看法。加拉罕认为，“这个决议没有说出任何新的东西和任何可以作为我们中国政策依据的东西”。他在信中写道：“决议中所说的一切，您已经及时地报告孙逸仙了，孙基本上已经在实施这项决议。对于那些在莫斯科起草了这个决议而不了解广东情况的人来说，我认为这个决议是很令人满意的，何况它涉及最普通的原则性理论。”
这次莫斯科之行，蒋介石对苏联的政治、军事、教育和党务工作有了一些了解，对苏联红军的编制、训练和装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同时，这也对蒋介石产生了不太好的影响。斯大林同托洛茨基之间的斗争使蒋介石预感到，在列宁逝世之后，这对中苏合作将“发生严重的影响”。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这样叙述了他访苏的印象：“综括我在俄考察三个月所得的印象，乃使我在无形之中，发生一种感觉，就是俄共政权如一旦臻于强固时，其帝俄沙皇时代的政治野心之复活，并非不可能，则其对于我们中华民国革命的后患，将不堪设想。”他在访苏之前，还“十分相信俄共对我们国民革命的援助，是出于平等待我的至诚，而绝无私心恶意的。”但是，他到苏联考察的结果，使他的理想和信心“完全消失”。
起初，蒋介石看到的苏维埃工厂的情况是：俱乐部、阅报室、食堂、剧院，“无不应有尽有”。而且，工人以职工会主其政、厂中资本盈亏制表揭示公开，“更是前所未闻，令人耳目一新。”可是，30年后，蒋介石的看法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我参观各级苏维埃讨论与决议等情形，并与其党政要员谈话之间，无形中察觉其各部分无论在社会中间或是俄共中间的斗争，正是公开的与非公开的进行着。而且，更认识了苏维埃政治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与我们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相容的。关于此点，如我不亲自访俄，决不是在国内时想象所能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