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如此，莫斯科还派人到中国寻求同孙中山的接触，波达波夫就是最早的一位。据波达波夫说，1919年底至1920年初，他在上海同孙中山保持着密切联系，他认为孙中山是“一位狂热的反英者”。在接触中，波达波夫说服孙中山向莫斯科派遣两名代表。一位是廖仲恺，另一位是朱执信，于1920年8月取道欧洲前往莫斯科。波达波夫还将刊有苏俄宪法、土地法令、俄法条约的英文版小册子送给了孙中山。
1920年夏，俄共（布）阿穆尔州中国部书记刘江拜会了孙中山。双方还达成一项协议，准备把中国华南、俄国中部和远东地区的中国革命力量联合起来，并且把新疆作为驻扎苏俄军队和中国南方军队的集结地区。刘江在给俄共（布）阿穆尔州委的报告中提到了孙中山准备向苏俄派遣两名代表的想法，他们还打算在海兰泡呆一段时间。
到了1921年，莫斯科对孙中山和广州的情况有了更多的了解。4月21日，俄共（布）党员索科洛夫-斯特拉霍夫向莫斯科递交了一份秘密报告，介绍了国民党和广州政府的情况。索科洛夫于1920年11月在布拉戈维申斯克结识了国民党的代表李章达。据李章达反应，他想去莫斯科，以孙中山的名义建议苏俄政府签订在华联合行动的协议。这项协议的旨意使苏俄红军从土耳其斯坦向新疆发动进攻，直逼中国四川的成都。那里有40000名中国国民党员，已经做好了策应这一行动的准备，并且在那里“兴高采烈地迎接红军”。索科洛夫在报告中还提到，国民党中央委员李烈钧同他谈话时证实了李章达所说的话。李烈钧告诉索科洛夫，俄国革命的目标和任务同广州政府的目标和任务很相似，他们“试图同苏俄建立亲密关系，最好通过秘密派遣代表互通情报和签订必要的协议来实现这一点。”李烈钧还表示，他到广州后就提出“向苏俄派遣使团的问题”。所以，索科洛夫向莫斯科建议，“同广州政府尽快建立联系”，这是苏俄在远东政策中“最迫切的任务”。
5月5日，孙中山在广州就任护法军政府非常大总统。8月28日，他致信契切林，介绍了中国国内的政治形势，并且告诉莫斯科，他已经当了广州国民政府的总统，由于政府管辖的范围仅限于长江以南，所以目前还不能同苏俄进行商业往来。他在信中还写道：“我非常注意你们的事业，特别是你们苏维埃的组织、你们军队和教育的组织。我希望知道您和其他友人在这些事情方面、特别是在教育方面所能告诉我们的一切。”为此，孙中山迫切希望在此期间，能够同契切林或者莫斯科的其他友人“获得私人的接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