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梁从北京市的同志那里听说，体育总局的一位领导人在与北京市的领导同志开会时，说上次申办2000年奥运会时北京比悉尼少了两票。这两票都是当时北京市的领导人丢掉的。这位总局领导人力主这次申办以国家体育总局为主，申办到手后筹办时才以北京市为主。振梁得知后不以为然。他认为，上次申办未成有更深层次的原因，绝不能把责任归之于某几个人。他更不能同意的是，北京市申办奥运会竟然由国家体育总局包揽申办工作，把北京市放在从属的地位，这既不合情理也做不到。他感到有必要向分管体育工作的中央领导李岚清副总理反映自己的意见。
11月30日，李岚清召见了振梁。关于申办工作，振梁认为应以北京市为主，体育总局配合。他说，申办工作分三大块：规划、对外联络、宣传。对外联络，由于主要对象是国际奥委会等国际体育组织，可以由体育总局方面为主，但另两方面工作，体育总局无法主导。李岚清副总理表示，既然是北京市申办，当然应该以北京市为主。李副总理把中央的精神告诉振梁，还就体育工作其他问题征询了振梁的意见。振梁告别时，李副总理要振梁保重身体，为北京申奥多出力。李岚清的谈话使振梁深受鼓舞。
北京申办的宣传工作着重点是对外，但国内媒体适应国内民众的要求，仍然多次采访振梁。振梁为了让大家了解申办的有关规定及竞争形势，有选择地接受了最必要的访问。他认为这是他的责任。1999年1月13日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栏目就当时发生的国际奥委会的信任危机采访了振梁，并讲明这是专访。但到了1月27日节目播出时却是另外两个人的访谈，振梁成了陪衬，只在节目结束前有他一个短镜头，讲了一句不痛不痒的话。中央电视台也感到不好向振梁交代，派人来告诉振梁，他们把编好的节目征求体育总局的意见时，总局压了好几天，要求电视台修改，说不要出现振梁的画面和声音。振梁除了苦笑，还能说什么?
振梁听说总局有人强调这次申办要坚持“三新”方针，要有“新理念，新方法，新面孔”。前面两个“新”没有错，因为比起上次申办，国内外的情况都有了变化，国际奥委会关于申办的程序也作了改变。应该有新的申办理念。但“新面孔”指什么?国际奥委会的老委员仍占多数而且起着中坚作用，与这些委员有着多年交往并且有上次申办经验的人是这次申办的可贵资源，这次申办难道对他们都要弃之不用?与关心申奥的朋友谈起此事时，振梁说，“提出这一方针的人自己也曾参与了上次申办的工作，他们是老面孔还是新面孔?”振梁明白，强调所谓“新面孔”只是排斥秉公直言、不盲从、不奉承的那些干部的借口而已。所以当北京市向体育总局这位领导人正式提出，希望多发挥振梁的作用时，这位领导人不以为然地回答说，“他不是中国人吗?他总得投北京一票。”对这位领导人来说，似乎振梁可以起的作用，仅只是他作为委员所持有的一票而已。
任何一个国家申办奥运会时唯恐本国的委员不出力、不积极发挥作用。振梁不能理解，为什么我们有的人却不这样想。这样的人尽管是极少数，但却居体育界的要位。振梁的一些朋友气愤不过，对他说：“那些人迟早会在现实面前碰壁后转而求你‘出山’，那时你更主动。”振梁从来不是个耍心计的人。申办重任当前，他是坐等别人来找他‘出山’还是主动请缨?振梁选择了后者，他不能因少数人对他的态度而对申办甩手不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