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批案犯在关押期间，按照我党历来的政策，也为了适应审讯工作的需要，生活待遇比较好，伙食上从未亏待他们，同他们迫害我党广大干部时的残酷手段截然相反。到审判时，又将他们的伙食标准提高了一些，让他们吃得稍微好一点，以保证其营养充足身体健康，好有足够的精力来出庭受审。如果他们身体不好，到时候出不了庭，或者出庭时狼狈不堪，有气无力，对内对外影响也不好。由于事先考虑到这个问题，采取了一些措施，江青等人在这次审讯中健康状况都不错，所以也使我们的审判工作没有因为这方面的问题受到阻挠和造成拖延。
为了使开审时的法庭显得特别庄严，我们每人专门另做了制服：我们审判人员和法庭工作人员一律是藏青色制服，检察人员和律师等又一律是深灰色制服；还给我们发了专用的公文皮包，整个法庭看上去显得整齐统一。我们每个人也都很精神利落，为法庭增加了庄严气氛。我们的工作从一开始起，不仅受到了党和国家的重视，也受到了人民群众的普遍关注和各种方式的支持，连在我家做饭的阿姨都接到电话，让她最近把伙食搞得更好些，“保证你们的首长更健康地去审讯那帮坏家伙！”给她打电话的是她过去服务过的一家归国华侨，可见这次审判是受到各方面人士的关心和欢迎的。这促使我们更加兢兢业业地去从事这项重要的工作。按照法律规定，只要有过半数审判人员到庭，就可以开庭审判了。我们第二庭共17名审判人员，每天只要有9人到庭就行了。但是那时我们每个人都积极得很，除了极个别的特殊原因外，不论公开审判还是内部开会，都是场场必到，全体出庭，人人都在全力以赴地工作。
庄严的审判
1980年11月20日下午3时，特别法庭第一次正式开庭，江青、张春桥等10名主犯第一次被传到法庭上，接受人民对他们的公开审判。当时的气氛和情景是令人难忘的，我们被一种崇高的责任感所支持，行使着人民授予的权力，身子都坐得挺直，始终保持着威严庄重的姿态，来审理和判处这批对整个国家造成巨大灾难、对亿万人造成巨大痛苦的罪犯。10多年来，这批家伙身居高位，大权在手，横行一时，不可一世，有的直到现在还顽固死硬，装腔作势，不肯认罪服罪。但是我感到在精神上完全可以压倒他们，我对他们包括江青、张春桥和黄永胜等人的老底十分清楚，他们在党的历史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贡献和地位。摆资格，我也比他们许多人老得多，至于姚文元、王洪文等解放以后才参加工作的，就更不在话下了，我是完全可以制服他们的。不仅如此，更因为我们代表了广大人民的意志，行使着国家授予的神圣职权。他们是受审判的一小撮罪犯。我们在战略上是藐视敌人的，但是在战术上也是重视敌人的，每一个工作细节都得安排周全。由于考虑到可能发生的情况，如江青本来就有歇斯底里症状，审理中很可能会闹庭，我们就没有按照10名主犯原来的名次顺序将他们押进法庭，而是将王洪文排在第1个最先传出。他当时被推了个光头，一副萎靡不振的样子，当年那“造反司令”和“中央副主席”的派头一点不见了。第2个押进来的是江腾蛟，他倒还有一点老干部的样子，其实在10名主犯中，他地位是最低的。接着是邱会作、吴法宪、黄永胜。黄永胜头发胡子花白了，比过去老多了。特别是陈伯达，更老了，他和李作鹏本来身体就不好，分别由法警连押带架地带进法庭，指定的医护人员就坐在他们后边，可以随时进行诊治或急救。倒数第2个押进来的是张春桥，这个家伙不像别的主犯比较整洁，只穿了一件中式老棉袄，领口不扣，胡子也不刮，歪着脑袋，搭着眼皮，既邋遢又窝囊，还是那副阴阳怪气、半死不活的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