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省座谈会上的争论
1979年3月12日到24日，国家农委在北京召开了有广东、湖南、四川、江苏、安徽、河北、吉林七省农村工作部门负责人和安徽全椒、广东博罗、四川广汉三个县委负责同志参加的农村工作问题座谈会。我和王杰参加了会议。在会上，我就三中全会两个文件、省委关于农村政策六条规定的贯彻落实情况以及农业推行联系产量责任制的情况作了详细汇报，整整讲了一天。
这次座谈会，围绕包产到户问题，争论是很激烈的，有的同志还动了肝火。有的同志说，包产到户即使还承认集体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承认集体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必要性，但在否定统一经营这一点上，本质上和分田单干没有多少差别。我们不同意这一说法，认为包产到户只要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原则，它就与分田单干有了本质上的区别。
国家农委为座谈会起草了会议纪要草稿。关于责任制部分，我提出了不同意见，杜润生要我按照我们的观点另外起草一个稿子，准备向华国锋汇报。3月20日下午3时，华国锋接见了会议代表。开始由杜润生汇报会议情况，接着由李友九宣读会议纪要草稿，我也宣读了我们起草的稿子。我们的稿子主要观点是，包产到户应当看成是责任制的一种形式，各种责任制都应当允许试行，在实践中由群众加以鉴别和选择。会议纪要两个稿子念完后，华国锋要王任重打电话找万里，问一问安徽的情况。结果电话在盛山县找到了万里。王任重说：“安徽参加座谈会的同志所谈的情况，省委是否知道?”万里回答说：“周曰礼是省委派去参加会议的，他的意见完全可以代表省委的意见。”万里还详细介绍了对待农村各种形式责任制省委所采取的对策。王任重说：“那好吧，你们就按省委的部署干吧。”(这段话是我回合肥后万里主动对我说的)
在接见的过程中，华国锋对纪要的两个稿子始终没有直接表态，他反复谈道：“就全国大多数地方来说，都要强调建立责任制。我在湖南也研究过，一个二三十户的队，如果各方面的生产内容都到组不行。双抢时，就要组织个打禾桶，一个桶要四个人，大的丘要三四个禾桶，一个四五亩的大丘，就要几个禾桶，他要抢季节，只有十几天时间，熟一片就割一片，犁田的跟上就犁，那里犁过了，就要插秧，非组织起来、分工协作不行。晒谷的一般是妇女，犁田多是男的，大人、妇女、小孩要组织好，分工就能互相促进，全部分到小组就成了问题。”他还认为，“评工记分，按工分分配，工分也是联系产量的。”
接见到晚上9点半结束，共进行了6个半小时。
座谈会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个插曲，即3月1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张浩的题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当稳定》的来信，并加上长篇编者按语。信中说：“轻易从队为基础退回去，搞分田到组、包产到组、是脱离群众、是不得人心的。”“会搞乱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搞乱干部、群众的思想，挫伤积极性，给生产造成危害，对搞农业机械化也是不利的。”大家看到了这一新闻，一致认为各地正在贯彻落实三中全会的两个文件，发表这样的来信是不适宜的，必然会在下面造成思想混乱，特别是国家农委正在召开座谈会期间，容易使下面误解为这次座谈会是纠偏的会议。当时，《人民日报》农村部主任李克林参加了会议，她答应向报社反映大家的意见。我考虑到当时安徽实行联系产量责任制的数量比较大，为了避免引起思想混乱，有必要对张浩的来信加以澄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