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毛主席这么说，我鼓起了勇气，从座位上站起来，把憋在心里的话讲出来。我以检讨的口吻说：“主席，这半年多来，我犯了两个错误。一个是高指标，一个是浮夸风。”并讲了按照北戴河会议上中央提出的粮食、棉花计划指标，省委上报中央的更加夸大了的粮、棉产量。我说，省委上报中央粮食产量550亿斤，实际只有400亿斤。毛主席说，少150亿斤啊?我说，据这样浮夸的产量来订计划指标，从实际情况看，是不可能达到的，都要打几个折扣。
我又检讨了“大跃进”、“公社化”高潮中提出的一些不切实际的口号，譬如“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我说，当时到处讲高产，以为粮食多得吃不了。实际上许多地方不放开肚皮，粮食还不够吃!毛主席插话说，“鼓足干劲生产”是对的，“放开肚皮吃饭提早了，过二三十年以后再讲。”
这时，周小舟同志也站了起来，对毛主席说：我也犯了江渭清同志所谈的同样错误。高指标，浮夸风，还有干部强迫命令，向下压任务，瞎指挥。
毛主席听了我和周小舟同志讲的这些情况，就对刘少奇、陈云同志说，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怎么修订，恐怕要重新研究，再听一下大家的意见，然后提交各地同志讨论。刘少奇、陈云同志赞成。
针对高指标、浮夸风的问题，毛主席还问，湖北“水稻亩产三万斤”，到底有没有?我插上去说，有!不过不是亩产。我汇报了江苏的情况。我和刘顺元同志等省委几个负责人分头下去查看，发现搞什么“并苗”，把十几亩已经成熟的水稻移到一亩地里，所谓几万斤的“高产卫星”，都是这样做假造出来的。毛主席听了说，有错误，就像江渭清那样自己作检讨。错了改正就是了。大家把头抬起来，不要“如丧考妣”嘛!
几十年后重提这些事情，是为着说明：我所以在毛主席面前敢讲真话，因为我是来干革命的，不是来当“官”的。我们共产党人办事，一切都要有利于人民，为群众着想。关键时刻如果不向中央讲老实话，就是对党对人民不负责任。
会议停了一天，让各省重新估计产量。接着，正式召开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毛主席主持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邓小平同志作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的说明，李富春同志作了《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的说明。经过讨论，会议通过了这两个重要文件。关于人民公社，会议明确在今后一个历史时期内，仍应保留按劳分配制度；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必须有一个很大的发展；不能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勉强进入共产主义。还规定社员个人所有的房屋、衣被、家具等生活资料和存款，仍归社员所有，社员可以保留宅旁的零星树木、小农具、小家畜和家禽等，也可以继续经营一些家庭小副业。
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会议强调必须注意按比例发展的客观规律，把冲天干劲和科学精神结合起来，既要继续反对保守，破除迷信，提倡敢想敢说敢作，又要压缩空气、反对浮夸。根据毛主席关于“压缩空气”的多次讲话和指示，会议对8月北戴河会议提出的钢、煤、粮、棉四大指标，进行了重大调整，但比1958年已经夸大了的产量估计数，仍提高40%—50％，以四大指标为中心的“大跃进”仍在继续，农业生产中的浮夸风、瞎指挥风，也就难以彻底有效地纠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