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县安置区紧急动员，腾出社队仓库、公房、社员多余的住房甚至包括牲口棚等各类房屋3400余间供水源地来的老乡遮风避雨临时安身，然后开始动手建房。人均300元的经费，还要保证建设等其他费用，就这点钱建房，谈何容易。淅川移民在邓县的建房标准是：每人半间，每间12平米，每间造价330元，本着原拆原建，不足部分由国家补助的原则，建房费每人177.75元，超者不补。
淅川这一万多移民是被步步上涨的大水逼得仓促离开的，谁还顾及去拆自家的房屋？即使拆了，几十上百里的路程，没有运输工具，怎样将这些砖瓦、屋梁、门窗等房屋构件搬到安置点？没有自家的这些房屋构件，何来“原拆原建”？每人补助区区177.75元，按一户5人计算，只有900元不到，900元钱如何盖得起30平米的住房起来？钱就这么多，房子也要盖，米不够水来凑，只好在节省上动脑筋。为了省钱，建房时不打地基，土坯还没干就使用，调灰浆的石灰不够就用泥土代替，房顶的檩条是临时砍来的小树，枝条又细又湿，几天太阳一晒就全变形了，房顶上盖的瓦又稀又薄，晚上在屋里就能看见天上的星星，外面一下雨，屋里稀里哗啦到处流水。这样突击盖起来的房屋，外干内湿，湿土坯垒的墙歪歪扭扭，房顶上的瓦一阵风就能吹跑。用今日的眼光来看，全部是“豆腐渣”房，结果是随建随垮。到1973年，倒塌房屋2729间，危房1279间，共计4026间，占建房总数95%。俗话说安居乐业，只有安居方能乐业，数万人住在这样的房子里，能安得住吗？这次“内安”到邓县的一万多户移民，情绪极为不满，绝大多数人想方设法先后返迁回淅川。
很多老移民回忆起当年的情景都很伤心。淅川县一位李姓移民：
我们家有6口人，是一个大家庭。1958年时我正在读小学，家乡里搞大炼钢铁，我们村庄稼也不种了，地里建起了成排的炼铁炉，每个炉子前摆放着2米多长的大风箱，两个壮劳力呼哧呼哧地拉风箱，炼铁炉里冒着熊熊的火焰，晚上看起来格外壮观。炼铁需要焦炭，村里的青壮劳力一部分上山砍树来炼铁，一部分在村里烧焦炭炼铁。为了集中劳力方便指挥，公社下令，我们村和蔡坡村合并，我们村专职炼铁，腾出来的土地做农场。就这样我们家便开始了第一次搬迁。几个村合并后便赶上了吃食堂，所有家里的锅碗瓢勺包括粮食油料全部上缴，铁锅拿去炼铁，家里不留任何炊具，家家搬得精打光，谁家要是私自留下一点炊具被发现了就要挨批斗。我母亲将一个锅藏到屋后的竹林里，结果被发现，受到一顿批斗。
大队办起食堂，四五百人挤在一起吃饭，开饭时家家户户空着手去吃，吃完后手一甩就走，大家都很开心。开始的时候，餐餐都是红薯疙瘩煮的汤，汤里面还加点苞谷糁，以后便没了，而且越来越稀，大家的肚子越吃越饿。意见越来越大。1958年那年风调雨顺，庄稼长得格外好，一个红薯能有七八斤，地里的麦子能收到一千斤出头，但是青壮劳力都去炼铁，很多红薯在地里无人去收。到了饿肚子了，开始有人动起了脑筋，到了夜里，大人带着我们孩子偷偷地到地里去挖红薯，有些麦子还没割，也偷偷地去割，割完后往家抱。在自己家里做点吃的。但锅都收走了，没有锅怎么办？这也难不住我们，我们便在铲地的铁锨上烙馍。到了1959年春，开始闹春荒，村里几乎家家户户晚上到地里去偷还没长熟的大豆、豌豆、刚开始灌浆的小麦。我记得，偷豌豆那天是个满月天，地里亮堂堂的，放眼望去，地里都是人，大家之间互相望望都不说话，不认识似的。大队书记也夹杂在人群里，看见我们，一低头什么话也没说。没办法，不去偷就得饿死。树皮、谷糠、野菜、老鼠所有这些都是我们的粮食。人挨饿，牲口也没得吃，队里的牛饿得皮包骨，路都走不动了。村里的人饿死了，抬的人都没有。我的大伯饿死之前想吃一块饼，上哪找去？没有。他的女儿跑到队里的食堂哭着说好话，从食堂讨回半斤红薯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