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正是通过明治维新的成功，迅速发展为世界级的强国。日本图强成功的经验，可以概括为以下五点：
第一，推翻幕府封建统治后，掌握政权的明治政府提出了明确的图强总纲领、总目标。这就是明治天皇于1868年4月6日发布的《宣扬国威宸翰》（御笔信）所提出的“雄飞海外论”：“开拓万里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1871年7月在《废藩置县诏书》中概括为要建成“与各国对峙”的强大国家。这是在明治维新伊始就确定的国家总纲领和最高目标。为达此目的，明治天皇在1868年4月6日，率领群臣百官、诸侯到京都的紫宸殿，向天神地祇、列祖列宗宣誓。其誓言即著名的“五条誓约”：“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上下一心，大展经纶；公卿与武家同心，以至于庶民，须使各遂其志，人心不倦；破旧来之陋习，立基于天地之公道；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对日本图强总目标和五条誓约，我们有很多批评它的理由，但是应该看到恰恰是这些，明确提出和制定了日本发展的奋斗目标和大政方针，这个方针值得我们现在很好地理解。它洋溢着积极进取的精神和迎接对应西方列强侵略和挑战的一种勃勃的生机。这是日本明治维新的总政策和大的出发点，没有这样一个总的能够动员、笼络住全体日本人（上下，君民，原来旧的一些公卿和新的农工商人员）的口号、信念和方针、政策，那是很难动员日本全民族一起来为之努力奋斗的，也不大可能会实现其强国之梦的。而且也应该承认，“海外雄飞论”、“与各国对峙”的国家发展总目标和基本国策，在当时具有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摆脱面临西方列强侵略所造成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危机，以跻身世界强国的某些合理性、正当性。而作为明治维新总方针和政治纲领的“五条誓约”，则不仅提出了内政建设的方针，也明确了与国际接轨，对外开放的大方向。在当时，也具有反对封建专制主义、改革封建归制；开国进取，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文明的积极意义。
第二，日本明治政府制定和贯彻执行了其基本国策、大政方针和具体政策及持续进行一系列改革，而以改革促发展是可取的、正确的。“三大政策”及进行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军事改革，虽然这些也都存在不少问题，但基本上是切实的，是符合日本国情的。明治政府抓紧进行了持续达二十多年的各项改革；对外坚持开国进取，面向世界，努力学习和引进西方的各项先进科学技术，并经过吸收、消化，使之日本化。虽曾遭受许多挫折，却能及时总结、改正。如曾在1868至19世纪80年代“文明开化”时期，一时间提倡“全盘欧化”，完全否定和排斥日本优秀的文化传统，19世纪80年代的“鹿鸣馆时代”就是极端“欧化”的典型，但不到20年，欧化风潮就基本平息，代之而起的是日本民族主义和国粹主义之风大盛，一时开展了保存国粹运动。这种欧化与复古回归的交替，在日本曾多次进行。又如，进行农业改革时，盲目引进、购置各种西方大型农机具，大搞大农经济，结果在少平原多丘陵的日本基本行不通。但日本很快仿制了适合日本小块耕地的各种小型农机具，并总结了日本老农的丰富经验，制订成《明治农法》，组织培训，在全国推广，从而使日本农业在19世纪末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第三，明治政府重视和抓住关键，进行制度建设。日本不仅持续进行各领域的体制改革，而且特别重视各方面、各领域的制度制订。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教育制度和军事外交制度等均全方位地全面制订，在各领域均严格推行制度化。如外交领域的谈判制度，农业方面甚至制订了农业教育制度，教育方面制订了一系列学校制度及留学生制度等。制度化、规范化后，使国家各部门的工作有序进行，不至于只依某个长官意志执行。基本上可以说，日本的制度建设是使其迅速崛起成为大国的坚实基础和制度保证。
第四，在贯彻执行和落实政策、措施时，特别注意细节，精密计划做每件事的具体办法，权衡利弊，然后认真地去落实。日本似乎并没有制订过五年或十年发展规划，只是它对每个具体问题都精心地扎扎实实、切切实实地去贯彻执行，认真解决。日本曾有许多战略性的根本失误，但在具体细节上却往往是极为完善几乎是近于完美的。这反映在图强之路中的各领域、各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