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大搬家”式远征(2)

湘江战后中央红军进入越城岭山区,指挥责任由周恩来担当起来。他听从毛泽东的意见,改变预定计划,剩下的3万多红军转向军阀分裂割据且统治薄弱的贵州,才避免了全部覆没。

1935年1月,中共中央举行了遵义会议,李德参加了会议,却只是坐在角落里低头受批判,会后被安排到红一军团随军行动。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李德表态支持北上,到陕北后又被安排在红军大学当教员,传授苏联骑兵战术,总算做过一点好事。

1939年,周恩来去苏联治伤,李德随机返回苏联,到莫斯科后也受到批评。不过共产国际领导人认为他只是顾问,出的主意中共领导人可听可不听,最终未进行惩处,只安排他当翻译,且不许参与中国事务。

留守苏区部队缺乏游击准备陷入被动

红军主力突围前,临时中央决定留下16万作战部队,加上伤病员和地方机关人员共3万余人在原地坚持。由于原计划是在湘西站住脚后可以反攻,留下来的项英等领导人接受的任务又是坚持原有区域,没有进行游击战的准备,这又酿成了苏区沦陷时的被动局面。

【点评】外国“经验”不可全信

李德成为一个搞教条主义的反面教员,长征初期的惨痛损失更是典型例证。把红军的指挥权交给一个外国人,这是中国共产党内盲目迷信苏联教条的“左”倾错误造成的恶果。近代中国落后的社会环境,以及由此产生的盲目崇拜外国的思潮,又是这一错误产生的思想基础。

遵义会议撤销李德的指挥权,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成熟起来。当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到陕北,采访中国红军领导人乃至李德本人之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把全面指挥一支革命军队的战术的大权交给一个外国人,这样的错误,以后大概是绝不会再犯了”,“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都可从中受益。”李德也向斯诺承认,毕竟只有中国人自己才能探索和掌握适合自己需要的作战方法。

回顾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匆忙撤离根据地的这段历史,给中国共产党人留下的教训是多方面的,尤其可以看出盲目模仿外国、脱离中国实际的危害。事实证明,在中国土地上进行革命战争,必须从自身特色出发,不能照搬他国模式和仰赖他人指导,而应自己探索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道路。当年临时中央的负责人缺乏独立自主精神和民主作风所造成的恶果,从反面教育了全党全军,最终也成为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集体进行新探索的重要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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