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作为军人当然很尊敬叶挺，因为他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员名将。当年毛泽东曾当面称他是“共产党第一任总司令，人民军队的战史要从你写起”。
那是1927年南昌起义时，他率部作为主力向敌人发起进攻，起义受挫后叶挺潜往香港。同年12月，广州起义首次打出“红军”旗号，他任总司令。两天后，广州起义失败。虽然总司令仅仅做了两天，但毕竟是一支后来举世闻名军队的创始人之一。
后来父亲在新四军担任参谋长，军长就是叶挺，这种上下级的战友关系常常是深厚的纽带。父亲到了重庆，自然要拜访这位老上级。叶挺刚刚从监狱里放出来没有几天，我父亲见了叶挺以后很是难过。叶挺紧握着我父亲的手，眼角都有些湿润。
他们聊天时谈到五年前震惊中华大地的皖南事变，提起这件事叶挺余怒未消，他说蒋介石连秦桧都不如，心狠手黑。皖南事变给叶挺的刺激很大，他对父亲说：“其实我对蒋介石这个人还是了解的，因为‘4．1２’他已经教育过我一次了。”
在讲到皖南事变新四军的惨烈时，叶挺依然情绪激动。因为不仅新四军官兵损失惨重，连最高指挥官也死的死、抓的抓。叶挺被扣押，项英被害，饶漱石化装惊险逃出。我父亲特别问到：“新四军军部已经被国民党军包围，你怎么到了顾祝同那里？他们就是要活捉你这个军长，你去了，岂不是自投罗网吗？”
叶挺的做法在当时的党内确实引起过非议，父亲也是出于解开谜团，想证实自己老上级的清白而问他的。叶挺不假思索地回答：“是饶漱石以党中央代表的名义让我去找顾祝同谈判的。”
那次谈话后第二天，父亲在重庆与周恩来谈到饶漱石命令叶挺与顾祝同谈判，周恩来听到并没有流露出早就知道的表情，反而说：“我不知道这件事。”
我父亲以为这件事情也就过去了，没有想到解放后不久，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被批判，中央要核查饶漱石的历史问题。已经担任总理的周恩来让我父亲写个证明，说明叶挺不是主动去找国民党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的，而是受饶漱石的委派去的。
这件事情很明显，就是周总理要保护叶挺，不想让已经牺牲的叶挺再蒙受不白之冤。父亲说幸亏这件事情是对总理讲过的，总理对待这类问题总是尊重事实。如果这个历史遗留问题落在康生手里可就麻烦了，康生可是个青面獠牙、整人不眨眼老恶棍，为中国革命做出重大贡献的叶挺非在他手里弄出个“叛徒”罪名不可。
十多年后，文化大革命爆发，又有人想把叶挺搞成“大叛徒”。也是周恩来让调查人员找我父亲核实，父亲依然坚持说是饶漱石让叶挺去的，这使得叶挺的形象在文革中没有被羞辱。
父亲对我回忆过，说那次和叶挺谈话记忆犹新，不仅有上下级久别重逢后畅谈的愉快，更因为就在那次谈话后几天，叶挺因乘飞机去延安途中在大雾里撞山遇难。父亲和所有认识叶挺的人一样，深感震惊和悲伤。当时共产党内一致认为这是蒋介石干的，机上的乘客全是我们的人，除去叶挺还有王若飞、秦邦宪、邓发那样的重要负责同志。
蒋介石是什么人?周恩来后来就这件事情评论过：“我跟他打交道已有好长时间了，可以说对他的个性我基本了解。这个人排除政敌无所不用其极。他利用特务在飞机仪表上做点手脚很容易。”
父亲说，当时党内高级干部都很生气，也都在分析，飞机是撞在黑茶山侧峰巨石上面的，虽然那天能见度太差，但只要高度够绝不会出事。尤其这架飞机本来是在西安机场降落加油，稍事停留后才起飞去延安的。西安到延安是一直向北飞行的，为什么竟飞到东北方向来了？甚至飞到黄河以东黑茶山来了呢?这都是极大的疑点。
有人分析是国民党特务在飞机降落西安加油时，在磁罗盘和压力高度表线路上做了手脚，导致飞机迷失了航向和高度。虽然共产党人都认定是蒋介石干的，但正如周副主席对党内讲，我们明知国民党有鬼，但没有确切的证据，不好直说是国民党特务干的。由于两党谈判还在进行，如果拿不出真凭实据，去和国民党交涉提抗议，那将会给当时反对内战、争取和平的谈判斗争带来不利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