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依然回到父亲在红军大学的时候。父亲是这样评价李德老师的：李德尽管指挥红军反围剿时让红军吃了大亏，长征初期他的指挥也很失败，但他的课却讲得不错。有许多新的知识性很强的军事术语，他用一个德国人的视角让红军将领们领略了现代军事技术的魅力。应该说，他还是有一套军事理论的，做教官完全称职，遗憾的是他没有意识到好的军事理论必须与当地军事实践结合起来才有生命力。
尽管在中国后来的历史教科书上，李德都被定位为刚愎自用、指挥低能、阻碍革命的反面教员。而一贯信奉毛泽东的父亲在这件事情上有他自己的看法，总体来说他对李德的印象并不坏。
90年代初，父亲早已经离休，闲来无事，同时感到来日不多，陷入了对历史的回忆与反思之中。有次我们一起看电视剧，出现了为时不长的李德的形象，父亲摇摇头说：“一点都不像。”
父亲说：“李德其实不是草包。他是拿着奥地利国籍的德国人。李德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其实他才比我大9岁，可是军事资历并不浅。他应征加入奥匈帝国军队时仅仅14岁。后来他被俄国军队俘获， ‘十月革命’后，加入苏联红军。他从士兵做起，由于作战勇敢，一直升到骑兵团、旅参谋长(或团长)的职务。后来，又返回德国搞革命。之后又前往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1932年春天毕业后，受共产国际的委派前往中国，任务是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反对蒋介石的双重斗争中担任军事顾问。他经满洲里到哈尔滨，再由大连坐船，(当年秋天)到达上海，同共产国际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阿瑟·尤尔特(德国人)接上了关系。1933年10月初，以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的名义，李德通过种种险阻，几经辗转，踏上苏区这片土地。他满怀报复和理想，他在德国的革命和斗争以他的坐牢而告终，他想在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实现自己的革命理想。
“李德到达瑞金，‘远来的和尚会念经’，屡经失败的中国革命的确企盼一个经验丰富的外国军事指挥官。尽管苏区条件艰苦，人们仍千方百计满足他的生活需要。在中共中央、临时革命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和红军总参谋部等中央机关驻地的禁区内，专门为他盖了一所三间房的住宅，房子四周是稻田，还养了几只水鸭。博古叮嘱他，为了安全，他应尽可能的躲在自己的屋子里。因此，大家都称他为‘独立房子’。其实共产国际并没有给李德‘一锤定音’的权力，给李德的权限是‘作为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去中央苏区，受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支配’。但是王明、博古过于信任他，毛泽东的游击战思想被排斥，阵地战变成红军的主要战斗手段，这是他没有结合中国的国情而硬要套用欧洲革命的经验，造成了革命的重大损失。”
父亲回忆说，蒋介石发动的第五次围剿纠集了100万军队和200架飞机，声势非常浩大，形势也十分紧张，我们都做好了各种心理准备，也包括牺牲自己的生命。情况明摆着，敌强我弱，无论人数、装备和后勤供应，我们都无法与敌人正面死拼。我们那时候已经非常信服毛泽东了，因为他一贯主张的运动战，避实就虚、打到敌人后方去的战略是行之有效的。可是当时还没有确立毛泽东在党和军队的领导地位，李德也受到了王明、博古的谗言，对毛泽东很有成见。他们给毛泽东扣上了“逃跑主义”、“断送革命”等大帽子，还提出了很激进的口号：“御敌于国门之外”，主张以阵地战对阵地战，不放弃苏区一寸土地，坚决保住红军和苏维埃政权。
李德等人的口号虽然激荡人心，但是战役却异常惨烈，李德的正面抗击与“短促出击”，让来势汹汹的敌人长驱直入。看着红军节节败退，军委领导也感到异常焦虑。周恩来、朱德等领导找到李德，向他讲明中国尤其是苏区的特殊情况，希望能够改变战略。但是，李德在博古的怂恿下，还是一意孤行，甚至完全抛开了周恩来、朱德，指挥了一场十分拙劣的广昌战役，结果打了一场完败之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