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987年何长工逝世的时候，父亲悲伤地想起井冈山的何长工，说何长工是一个真正的好人。
父亲又一次对我讲起他在井冈山的历史是1987年。那是1987年年底，父亲接到何长工家属的电话，得知何长工去世。父亲长叹一声，那几天一直情绪不高。我说，何伯伯在您受审查的时候几次来看您，真很讲情义。
父亲说，他这个人就是这样。父亲给我介绍了何长工的历史，我才知道这位井冈山的风云人物还是个知识分子。何长工比父亲大9岁，是湖南华容南山乡人。早在1918年就毕业于长沙甲种工业学校机械系，同年到北京参加留法勤工俭学会，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1919年底赴法国勤工俭学，先后就读于法国的圣雪尔旺工业学校和比利时劳动大学。1922年初在法国加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我当时就询问父亲：“这样的文化和资历，完全应该当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但是怎么文革开始前才是地质部副部长？”
父亲说：“情况比较复杂。何长工的确资格很老，他解放后担任的职务与贡献不相乘。他参加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30年6月已经任红8军军长了，率部参加长沙战役。第二年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长征初期任军委教导师政治委员、军委纵队第二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35年遵义会议后，任红9军团政治委员，与军团长罗炳辉率部策应、掩护中央红军主力北上。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任红32军政治委员。但是后来地位就下降了，解放后仅仅是重工业部副部长、代部长兼航空工业局局长,地质部副部长。虽然我们在井冈山就成为战友，解放后也多次见面，但是对于中央已经做了决议的历史事件不敢议论，这是党的纪律，当然大家心里也是心知肚明。
“因为长征中何长工是张国焘的部下，由于受到张国焘的组织压力和当时情况不明了的客观形势，他曾经被张国焘利用过，但是他很快纠正了，并且向毛主席负荆请罪。毛主席告诉他：‘长工啊，问题都清楚了，中央也知道了，你也不必再写什么材料了。今后就是工作。干什么工作，商量一下再定吧！’但是何长工后来就一直不吃香，解放后担任地质部副部长，部长是地质科学家李四光。何长工一点怨言没有，还跟我说过，配合大科学家李四光工作也很好，就是自己是瘸子，到野外勘探不方便。他这个人就是实事求是，不爱整人，不搞‘左’的那一套，听说在地质部保护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因此也会留下一些把柄。文革刚刚开始，何长工就被打成反革命分子，是最早一批被打倒的老干部，而且是主席点名的。我当时心里就‘格登’一下，我们在井冈山就是好朋友啊，可是我不仅不能救他为他说什么，还要随声附和。直到粉碎四人帮，何长工的冤案才解决。他知道我遇到了麻烦，不仅没有疏远我，还几次来看我，用他几十年来挨整的经验告诉我，什么处理在风头上的时候都厉害，只要挺过去就有说话的机会。他还几次让我写申诉，说他是中顾委常委，可以送上去……”。
父亲说到这里，脸上掠过哀伤。
父亲又把话题转到井冈山，他说：“何长工也愤愤不平地说，袁文才、王佐的死是我们党早期犯的错误，应该毫不留尾巴地把人家算作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你想想，我当年代表党去谈判，他们把自己的武装交给了党，后来又把人家杀掉。为了做工作，我向王佐的母亲都打了保票，还和他们拜了把子，结果愧对两个结义兄弟。如果不给人家彻底恢复名誉，我死不瞑目！”
父亲的钦佩溢于言表，对井冈山的怀念也随着年龄的增长与日俱增。我佩服井冈山的重要人物何长工，听说何长工临终前要求把骨灰葬在井冈山，而且要希望有朝一日给袁文才、王佐做雕像，矗立在自己的墓碑旁。如此真情真意，令我感动不已！听说何长工的遗愿已经实现了，2006年年初，我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中看到，袁文才、王佐已经完全被作为革命先烈来纪念了，历史终于为两个冤魂彻底平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