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出生在湖北荆门，他出生在旧军人家庭。元朝末年，这里诞生了一个闻名遐迩的红巾军首领陈友谅，父亲还是这位农民起义军领袖的后裔呢。我的爷爷陈荣钟和他弟弟陈荣镜均在湖北清军中当兵，都是大清国湖北新军第16协工兵营的管带。我父亲降生三年后，武昌城头枪声大作，我的两个爷爷也被卷入了革命的洪流，虽然他们是工兵，但令人奇怪的是这次起义工程兵却带了头，向大清湖北总督署开进。父亲小时候还随爷爷在北京城住过一段。后来爷爷卸甲归田，重新成了农民。
上个世纪20年代，在湖南、湖北纷纷建立农会，村里的年轻人都说父亲见过世面，让父亲牵头。我父亲不好推托，就应承了下来。农会的梭镖队很快就建立起来了，梭镖队训练一段时间以后，父亲觉得该有一些实际的举动了。村里有一个恶霸地主，外号叫“麻五”。他仗着自己地多财厚，养了一群打手，经常欺负相邻街坊。他看哪家人不顺眼开口就骂，有时候还动手打人，有过人命。按今天的标准看，就是地方上的黑社会。
农会开会决议要斗争“麻五”，梭镖队顺利突进了他的家里，“麻五”根本没有想到梭镖队会去他的家里抓他。他的打手几乎没有什么防备，梭镖队扑向正在太师椅上闭目养神的“麻五”，用绳子将他捆了个结结实实。他的几个打手也迅即被制服，手脚相连捆了起来。父亲将事先准备好的“麻五”欺压百姓的罪状当场宣读，村里的人开始有些胆怯，只是静静地听。但没多久就炸开了锅，大人小孩一起对“麻五”吐唾沫。不少人一边骂一边喊：“‘麻五’，你也有今天！”
考虑到“麻五”的承受能力，父亲建议农会今天不要分浮财了，而且在批斗会后父亲专门跟“麻五”作了一次政策交待。告诉他只要不与农会为敌，农会和梭镖队都不会把他怎么样，他仍然可以过正常和安定的生活。即便以后分浮财，也会给他家留下充足的粮食和马匹，房产也还是你的。当然，如果与农会为敌，那就不好说了。
“麻五”眼睛里冒着凶光，当梭镖队员解开捆绑他的绳子时，他抄起一根棍子就朝农会干部打来。农会干部和梭镖队员自然不会被动挨打，他们一起上前对“麻五”拳打脚踢，“麻五”倒下后还有人踢他的脑袋。
我父亲当时不在场，等他回来时，“麻五”已被人打死了。我父亲严厉批评了农会干部和几个梭镖队员，说把“麻五”制服就可以了，怎么能把人打死呢？“麻五”是可恨，但我们不能随便把人家的命夺了！
“麻五”被杀的事件被上面列入共产党农会暴动的大案要案，限期缉捕元凶。我父亲尽管没有动手杀人，但仍被列入主要嫌犯之列，荆门县长称我父亲为“共产党暴徒”，得知消息后，我父亲决定出逃。父亲跑到了了武汉的叔叔陈雨苍家。
看到好多年没见面的侄儿来找自己，已经是武汉一家诊所名医的陈雨苍十分高兴。爷俩彻夜聊起了家常，当父亲讲自己在荆门组织农会，训练梭镖队，打死恶霸后，陈雨苍说：你们那里的农会属于自发的，群众性的，没有一个训练有素的组织作你们的后盾。他说湖南有个毛委员，他一直从事农民运动，是个奇才，我们省缺这样的人。据父亲回忆，这是他第一次听说毛委员的名字，当时父亲对毛委员的印象还不是太深，他只是当时特别崇拜叔叔陈雨苍。
父亲后来才得知，陈雨苍是从德国留学归来的医学博士，在德国他就跟当地的共产主义者小组取得了联系，并积极参加小组的活动，学习马列主义著作。在德国学习期间，他就成了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并加入了当地的共产党组织。回到湖北后，他成为中共的地下党员，他以医生诊所为掩护在楼上架设秘密电台，和湖北参加过中共一大的资深共产党人董必武关系甚笃。可惜的是陈雨仓因病去世过早，否则他在党内的地位应该在我父亲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