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见到朱老总的老伴儿，双方只是简单亲切的几句问候
父亲当了军委办公会议成员，从一个军种的领导进入全军的领导班子。父亲那几年常常外出，视察地方部队的情况，有的时候也趁机拜会一下老战友。
那时候还有相当一批干部没有解放，而父亲不倒反升，父亲去看望他们也带有某种程度的安慰。
有一次到上海，这里是四人帮的老窝，有很多父亲的老战友，但几乎全部倒台。陪同父亲的上海市革委会成员除去张春桥、姚文元在北京.，其他人都与父亲见了面。
父亲提出希望见见老战友曹荻秋、魏文伯，几个上海市新贵领导一怔。还是工人造反司令陈阿大口直心快，说：“看他们干什么，走资派！”
通过了解，父亲得知曹荻秋、魏文伯还挂着，并没有定性为敌我矛盾，于是还是与他们见了面，见面后彼此感慨良多，但是也没有敢把心里话掏出来。那个时候谁都怕言多语失，带来灾祸。
还有托父亲给孩子走后门参军的也很多，那个时候参军就相当于今天的出国留学，是年轻人最向往的事。父亲虽然介绍几个人参军不是难事，可他也怕落下走后门搞不正之风的嫌疑，所以推掉的要远远多于帮助办的，这也得罪了一些人，来托父亲办事的都不是“白丁”，有的职务比父亲还高。
有次父亲接到何香凝老人的来信，信中述说她的孙女也就是廖承志的女儿在内蒙插队，处境很不好，受了不少罪，希望父亲帮忙让孙女参军。父亲非常尊重这位国民党元老廖仲恺的夫人，他给有关部队写信，要求“抓紧办”。办成后何香凝老人还来信感谢。1995年父亲病情加重，当时已经担任国务院港台办主任的廖晖亲自到医院去看望了父亲，也许廖晖还记得父亲替廖家办过一件事情。
记得那个时候高级干部常去的地方就是北京饭店，去饭店除去开一些会议外，还可以去理发、休息。据说除了毛主席，所有的高级干部都去过北京饭店。我们几个子女也轮番被父亲带去过。有次我蹭了一碗面条，随口说了一句：“太淡，没味道。”
父亲对我的不屑有些意见，说：“总理来了都吃这个面，你还觉得没有味道？。”
有一天父亲走在大厅休息，突然一个老太太迎了上来。父亲高兴地说：“康大姐，您来了，朱老总好吗？”康克清也很高兴，毕竟在井冈山时代他们就认识了。但康克清情绪明显有些压抑，她警惕地看了看周围，说：“朱老总也很想念大家！”说这话的时候康克清有些伤感。是啊，红军时候朱老总正值中年，从几乎随时会被敌人剿灭的井冈山打出了天下，当年都称“朱毛”。可是现而今年近90的老人还没有那些“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新贵吃香。
父亲也不敢多说什么，只是发自内心地说：“朱老总年纪大了，一定让他老人家休息好，他活着就是我们大家的福气。”我当时有些纳闷：人称“红军之父”的老伴儿，怎么会这样谨小慎微。从中也可看到当年政治空气之紧张了。
两年以后，我在收音机里听到朱德逝世的消息，父亲参加完追悼会回到家中，吃晚饭的时候他说：“朱老总面相特别忠厚。朱老总人缘特别好，在延安的时候他50多岁，和战士一起打篮球。分拨的时候，两边战士怕输球都不要他，把他晒在一边，他也不生气，多随和呀。”
父亲在晚年也和我谈起朱老总，他承认老人对不少运动是消极的：“批判彭德怀、搞文化大革命、重用江青，朱老总都是很不以为然的。可是朱老总的党性又不可能让他公开反对，正好老人家的年纪大了，选择沉默也就成了没有其他办法的选择。”
（2）粟裕以为我和三哥是父亲身边的战士，显得有些紧张
1974年的夏天，我和三哥陪同父亲到北京饭店。父亲要理发，正好碰见粟裕大将。他和父亲握手问候，只是把话题停留在各自身体上。我明显感到他们都有顾虑，我看到粟裕不时地看着我们，显得有些紧张。父亲赶紧说：“他们是我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