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甫仁接到电话很快让我进去。他见到我很高兴，摸了摸我的军帽，拍了拍我的肩膀，他说：“我和你爸爸也是这么年轻就穿上了军装。”他又问我是家中的老几，我告诉他老四，他感叹地说：“小孩子长得真快，我们怎么能不老呢。”
他询问了父亲的情况，在那个年代，虽然他和父亲都身在高位，但是政治空气是非常紧张的，他们也都害怕在某一天会突然间被打倒，所以说话也很谨慎。当然，回忆起井冈山和父亲的相识，他和谭阿姨都笑了。
中午吃饭的时间到了，谭甫仁叫上他的老伴儿和我一起吃饭，老两口不停地和我叙旧，还回忆起父亲的一些轶事。我在等待着一顿美味午餐，但是军区政委的家宴也很普通，除去主食云南过桥米线外，还有三四个菜，也没有多少我梦寐以求的肉，不过我已经很知足了。
（4）父亲说，早知道谭甫仁死的这么惨，不如留下他
几个月后，我们非常震惊地得知，谭甫仁夫妇双双死于非命。由于我当时不在北京，所以不知道父亲闻知后的感受，我估计他将是很难过的，毕竟是艰苦年代一同走过来，共事又这么久远。
后来听妹妹陈小琴回忆，出事后父亲在电话中听到这个事件，很焦急地说：“赶快送医院抢救！”我特别记得那次在谭叔叔家吃完饭的一个插曲，我向谭叔叔提出一个要求，就是从1968年到1970年，我还没有和家里通过电话，想在他家打个长途给父亲。谭叔叔当即让秘书把我带到一个军区机关打了长途，父亲先是埋怨我不要给人家添麻烦，同时让我转告，一定让谭叔叔多保重。父亲的含义与其说是身体的告诫，不如说是政治上的告诫，那个年代的政治空气太险恶了。
几年后，谭甫仁的一个儿子曾经到北京找过父亲，父亲见到他的儿子很难过。事过多年，父亲谈到这件事还感慨万端。父亲特别说，早知道这样，应该向中央打报告，千方百计地把他留在工程兵，那也就不会夫妇二人惨遭杀害了。当然，即使打报告也阻挡不住，因为谭甫仁将军从工程兵到云南是毛主席亲自点将，那是谁也不可能提出异议的。
父亲说，1968年中央把谭甫仁从工程兵调到云南，大家都没有准备，连谭甫仁本人也是突然间接到命令的。
云南当时是“文革”的重灾区，而且难以控制，武斗也在不断升级，这种武斗来源于江青的指示“文攻武卫”，文革初期江青还不像后期那样臭，很多人认为她的讲话精神很大程度代表了毛主席，所以纷纷拿起武器互相攻击。造反派由枪战发展到炮战，甚至把军工企业研究试制的尚处于在保密阶段的新式武器，也抢来用于武斗。
这一切传到北京，中央迅即采取措施，当时真正着急的是周总理，因为他要不仅要管“革命”，更要管生产，而后者才是最难的。周总理多次针对云南情况，作了指示。开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云南班”便是一项重要举措。中央紧急开办云南学习班，本来和父亲共事的谭甫仁进入决策层视野，也给他带来杀身之祸。
父亲说，他得知谭甫仁要离开工程兵真有点舍不得，但是谁也阻拦不了，这是毛主席点的将。
1968年1月２4日，谭甫仁走进了乱哄哄的“云南班”。受到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当时还有“林副主席”）委托，谭甫仁以“学习班”办公室主任的身份主持了“云南班”的开学典礼并作了重要讲话。
２月11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听取了各省和军队办学习班的情况汇报，周恩来首先谈了“云南班”的情况，当云南已来了八百多人时，毛主席大手一挥，摇头说：“不行，800人少了，要增加一倍。”
（5）毛泽东让谭甫仁做云南王
那天后半夜，谭甫仁突然接到通知，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紧急约见他。谭甫仁兴奋、紧张和不安地走进去。文革年代，即便高级将领也很少能够见到毛主席，更不要说和毛主席谈话了。毛主席向来是夜间工作，和下级见面也从来不拘一格，谭甫仁为之一惊，因为主席披着一件睡衣。谭甫仁还是很紧张，那个年代人们已经把毛主席视为“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