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贺龙已被摧残得形容消瘦，身体虚弱得不成样子。
“专案组”的这个指示，非常明确：不能把贺龙当好人，所以也不能对他用好药。
无情的事实果真被贺龙猜到了：林彪、江青一伙心狠手辣，毒如蛇蝎。
他们就是要用杀人不见血的手段，硬是把贺龙拖死。
有一天，这“医生”送来的药胶囊已经破裂，胶囊的外壳还留有手指印，显然已做了手脚。
因此，薛明对贺龙说：“这药不能吃，弄成这种样子，谁知道里面装的什么东西!”便退了回去。
“要小心，他们是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的。”
贺龙赞成薛明的机警。
由于这位王“医生”忠实地执行林彪一伙和专案组的旨意，贺龙的医疗条件越来越差，加之精神上的折磨，生活上的摧残，他的糖尿病迅速恶化，1969年5月上旬，连续摔倒了7次。
薛明敏锐地觉察到，这很可能是糖尿病恶化的征兆，多次提出检查贺龙的血糖和尿糖。
而那位“医生”遵照林彪一伙关于“不能像对待好人那样”对待贺龙的旨意，始终没有同意。
6月8日晨，贺龙刚听完新闻联播，就连续呕吐了3次，呼吸急促，浑身无力。
薛明以前曾听保健医生讲过糖尿病人的保健知识，因此，她立即意识到这可能是糖尿病酸中毒的反映，心急如焚，马上向监护人员反映，要求医生进行救治。
但那位“医生”到中午12时才从外面回来。
薛明立即找他讲述贺龙的病情。
这天上午，“贺龙专案组”正在开会，接到警卫一师黄参谋关于贺龙病情加重的报告，副组长芦某带了两个人坐车来到西山。
警卫连干部和那位“医生”向他们汇报说：贺龙最近一段时间心情比较烦躁，精神状态和饮食都不好，有时心率跳动急速，病情加重……听完报告，芦某说：“要随时掌握病情变化，及时报告。
黄参谋，通知让卫戍区医院派医生来会诊，把病情搞准。
会诊结果立即报告专案组。”
他交待完毕，就走了。
就这样，拖到下午3时，“医生”才来给贺龙打了一针“止吐针”，但没能止住吐。
薛明一连催促了5次，都被借故拖延。
下午5时，贺龙血压下降，上腹部剧烈疼痛，病情更加严重，警卫连向“专案组”报告：“贺龙病重。”
这时，专案组的芦某同另一个副组长正在办公室打扑克。
接到报告后，有人提出：“报告总理吧!”芦说：“不用，我们要个车先去看看。”
4个小时后，医院的两个医生才到。
从贺龙早晨发病，已整整拖了13个小时。
薛明赶紧向他们介绍贺龙的病情，请求立即进行抢救。
这时，芦某等专案组人员已来到西山，两名医生请示他们之后，没有给贺龙作血糖、尿糖检查，却给他输了糖尿病病人不能随便使用的高渗葡萄糖。
在给贺龙输液时，医生大声说：“病人昏迷了!”其实，这时贺龙神志很清醒，待医生走出房间后，他对薛明说：“要小心，他们要害死我!”薛明对给贺龙输葡萄糖很担心，要求医生谨慎用药，对病人进行检查。
他们取了尿样，送到丰台检验所进行化验。
后半夜，化验结果出来了，只见医生在小声嘀咕什么，原来，他们并不是检查病人尿糖高低，而是企图给贺龙加上“畏罪自杀”的罪名。
9日零时5分，已确诊贺龙是酸中毒之后，仍不用治糖尿病的特效药胰岛素，尽快控制病情的恶化，而是继续输葡萄糖，这一夜整整输了2000CC。
这就是他们遵照林彪、江青一伙所说的“医疗要为专案服务”旨意，对贺龙进行有害无益的反治疗，致使贺龙病情急剧恶化。
这两个医生怕病人死在自己手中，零时40分后，不得不打电话请示送解放军总医院(即301医院)抢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