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2月14日，武汉第二十中学的英语教师晏章炎写了一份《关于揭发贺龙在抗战前叛变的罪恶活动材料》，诬陷贺龙在1933年向蒋介石“乞降”，并与国民党特工熊贡卿接洽“叛变投敌”事宜。
此人曾于1966年7月23日写过诬告贺龙的材料，结果被打了回去。
但他不甘心就此罢休。
到了1967年初，这位善于观察政治动向的造反派，看到林彪和江青勾结要打倒贺龙，他觉得这是攀附他们的天赐良机，便再次写信诬告贺龙，并由他所参加造反组织的头头专程到北京，把材料交给中央文革接待站中南组负责人。
关于贺龙1933年的这一段事，晏章炎是听他父亲说的。
其父晏勋甫，是曾任南昌行营一厅二处处长，是熊贡卿的顶头上司，抗日战争时期为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部参谋长，解放后任武汉市参事室主任，省人大代表、市民革主任。
1957年被划为右派，1961年病逝。
晏章炎说，其父被划为右派后，曾告诉他一桩秘密：在他任国民党南昌行营一厅二处处长时，有一天收到一包纸卷，拆开后发现一张字条，落款是个“龙”字。
他当即向蒋介石作了汇报，派了一个姓黄的去苏区找贺龙接洽，回来后说贺龙同意投诚……林彪和江青很清楚，要打倒贺龙，单凭吴法宪、李作鹏等几封诬告信是不行的，特别是要使毛泽东改变对贺龙“一批二保”的方针，必须拿出更过硬的材料来。
正当他们急于搜集有关贺龙现行和历史上所谓“罪行”材料的时刻，晏章炎诬告“揭发材料”正好送到他们手中，他们觉得这是一枚足以把贺龙炸得粉身碎骨的重磅炸弹。
1967年2月20日，中央文革办公室简报组将晏章炎的诬告信的抄件报送林彪和江青。
江青见到这份材料，便迫不及待地于22日去找周恩来，将“材料”往周恩来前面一放，咄咄逼人地说：“这下该把贺龙揪出来了吧!”与此同时，她又命文革办公室将原件送林彪。
3月9日林彪在这份诬陷材料上郑重地签上了名。
为了核实晏章炎的“揭发材料”，林彪、叶群立即命吴法宪派人调查。
吴法宪派人于6月13日至7月13日，到武汉、南昌作第一次调查。
调查组回到北京，马上给林彪、江青写了调查报告，说在武汉、南昌和汉川等地共找到了24人“均称不知此事”。
这次调查空手而归，没有找到证明晏章炎“揭发材料”中关于贺龙“投敌叛变”的任何证据。
但他们在调查报告中竟说：“我们认为，晏章炎的揭发材料是可信的。”
“贺龙……只是由于敌人没满足他的私欲，或因客观条件的变化，而叛变未遂。”
在中央决定对贺龙立案审查后，专案组再次对此事进行调查，找了包括晏章炎在内的7人，得到书面材料6份，谈话记录5份，“其中除晏章炎坚持原来的揭发外，其他6人都仍说不知道此事”。
第二次调查还是没找到任何证据。
当年，贺龙已将该事件的详细经过，以中央分局的名义向党中央作了报告。
这个报告就存在中央档案馆内。
后来“贺龙专案组”也查到了这份报告，林彪、江青等人明知晏章炎揭发的材料完全是假的，但他们为了打倒贺龙，对党中央、毛泽东故意隐瞒了事情的真相，仍说贺龙“投敌叛变”，并上报中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