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立即派联络员到北大调查，找到了参与写大字报的一位同学。
此人一听是康生要了解此事，便绘声绘色地介绍说：我们北大几个同学和工作人员一起开串连会时，有人揭发了2月要在北大驻1个团的事。
在当时的情况，调动那么多军队，很明显要搞政变，在写大字报时，就取名“二月兵变”。
他还交出了大字报的原稿。
联络员向康生将调查情况写了书面报告。
一天，中央文革小组在钓鱼台陈伯达住的一号楼会议室开会，郭影秋应召参加。
康生用咄咄逼人的口气喊道：“郭影秋!关于‘二月兵变’的大字报，你知道不知道?”
郭影秋毫无思想准备，说道：“没见过这张大字报，但这件事我知道。”
“你既然知道，为什么不及时向中央文革报告?”
康生厉声责问。
“我认为大字报所谈的事，是根本不可能的。”
郭影秋坦然地回答：“既然没有的事，也就没有必要汇报了!否则不是干扰中央文革吗?”
康生把联络员写给他的“二月兵变”的调查报告扔到郭影秋面前，“这是经过调查的。
‘二月兵变’人证物证俱在，你明明知道，为什么不报告……”
半个月后，康生于7月27日傍晚来到北师大，在群众大会上说：“我告诉你们一个重要消息。
今年2月底，3月初，北京市长彭真这个大黑帮分子，他们策划搞政变，阴谋把无产阶级专政推倒，建立他们的资产阶级专政。”
“他策划在北大和人大，每个学校驻1个营的部队，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他们经过精心策划之后，在北大看过房子。
他们也在人民大学看过房子，但郭影秋知情不报，同流合污。
后来，北京大学用大字报把这个阴谋活动揭发出来……这张大字报是千真万确的。”
经这位一言九鼎大人物这么一讲，“二月兵变”就成了铁定的事实。
8月，林彪对贺龙下手了。
他诬陷贺龙“搞颠覆活动”，这同康生捏造“二月兵变”的谎言合上了拍。
康生就进一步大造舆论说：“贺龙在北郊修了碉堡，还私自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
体委就是贺搞现行反革命活动的重要据点，他在体委组织政变队伍，还给体委发了枪炮，炮就安在什刹海，炮口对准了中南海。
海、空军都有他的国防俱乐部或无线电俱乐部。
贺龙同刘仁，与团中央王照华都有关系，一次发200条枪。”
装甲兵“许光达专案组”有两个干部曾专门问过林彪党羽李作鹏：“传单说许光达是贺龙搞兵变的总参谋长，是事实吗?”
“有那么回事，总参谋长是事实。”
李作鹏肯定地说。
“‘二月兵变’是怎么回事?”
李作鹏答：“去年‘二月兵变’，贺龙将×军(贺龙的老部队)调来北京，由于中央及时识破贺龙的阴谋，才使兵变未遂。”
经康生、李作鹏等人反复肯定，“贺龙、彭真阴谋搞‘二月兵变’”，蛊惑人心的消息飞快传向四面八方。
到1967年初春，在全国许多大中城市的大街小巷贴满了“贺龙搞二月兵变”的急电传单和大字报，并掀起了“打倒贺龙!”的高潮。
所谓“二月兵变”，完全是康生为了配合林彪打倒贺龙故意捏造的谣言。
事实是：1966年2月，中央军委为加强地方武装建设，决定给北京卫戍区新组建一个团，平时担负民兵训练，维持社会治安的任务，战时作为扩编地方武装的基础。
这个团组建后，一时没有营房，卫戍区派人找北京市副市长崔月犁帮助解决。
崔月犁答复：“由你们去找有空房子的单位，找到后由政府出面借用。”
卫戍区同志先到大兴、房山、丰台等地，没有找到合适的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