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同你们联系不上，所以我让王诤亲自上机呼叫你们，给你们发报，希望你们会合红四方面军后，一起北上，现在三个方面军终于会师了!”周恩来也兴奋地说。
在洪德城，周恩来就三个方面军会师后设总指挥问题，专门征求贺龙的意见。
周恩来问贺龙：“三个方面军会师后怎么办?”
贺龙毫不犹豫地说：“统一归彭(德怀)指挥吧，我服从他指挥!”充分显示了贺龙顾全大局，心地无私的坦荡胸怀。
后来贺龙谈到此事时说，我这样做，是从全军一盘棋思想出发，是我们二方面军再次表示态度拥护中央。
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师，宣告国民党反动派围追堵截，妄图消灭红军的阴谋彻底破产，标志着中国工农红军战略转移历史任务的胜利完成，给全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展示了光辉的前景。
也预示着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新的历史时期即将开始。
1936年12月初，蒋介石调集二三十万嫡系部队到陕甘宁边区，准备对红军进行大规模进攻，并亲自到西安，妄图驱使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指挥的东北军和西北军参加“剿共”。
张、杨两位将军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主张联共抗日。
他们为了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抗日救国，毅然对蒋介石实行“兵谏”，把蒋介石捉了起来，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顿时，在国民党内部，日本侵略者和美英等西方国家中引起强烈的反响。
贺龙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率红二方面军由洪德城地区出发，南下至陕西的三原、云阳镇地区，准备配合东北军和西北军对付国民党部队的进攻。
一面备战，一面对指战员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教育。
后来，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到西安，同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密切合作，迫使蒋介石同意张、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使“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使中共中央和红军有了一个暂时和平安定的环境。
贺龙和关向应等领导抓紧时机，对红二方面军进行整训，加强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军事训练，积极准备投入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民族解放战争。
1937年3月8日，红二方面军在陈炉镇召开了党代表大会。
任弼时作了政治报告，贺龙、关向应、甘泗淇等讲了话。
会议通过了《二方面军党代表大会决议》。
决议指出：“党中央的基本政治路线是正确的”，要“坚决地为实现党中央的政治路线而斗争。”
决议还明确了在新形势下红二方面军的建设方针和任务。
即要继续不倦地巩固红军，不断提高其军政素质和战斗力，保卫苏区；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建设，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要以极大的力量担负组织人民和友军对日本侵略者作战。
在这次党代会后，部队掀起了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的热潮，开展文体活动，把红二方面军建设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中共中央也着手解决党内、军内的矛盾。
3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深入揭发和批判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严重错误，以及给党和红军造成严重的危害。
贺龙参加了会议，他坚决拥护党中央，对张国焘的错误进行义正辞严的揭发批判。
他历数张国焘的错误事实说：“南昌暴动，计划都做好了，你一到南昌，就叫停止，我还同你拍了桌子；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你自以为人多枪多，要搞分裂；二、四方面军会师后，你继续攻击中央，还企图拉拢分化二、六军团；在静会战役中，你对军委的计划又要破坏。”
最后，贺龙指着张国焘说：“当你是共产党员的时候，我还是‘军阀’，现在我做了共产党员，你反而变成了军阀。
老实说，我比你进步!你是人变猴子，越来越退步了!”他这番既形象又生动，又非常深刻的话语，给与会人员极其深刻的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