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行错误的“肃反”，是夏曦执行“左”倾路线另一个重要方面。
贺龙为了保护同志和战友，同夏曦进行艰苦的斗争。
这次大规模的“肃反”，首先是从中央苏区开始的，而后在全国各苏区中全面进行。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消灭苏区和红军，采用政治分化、军事进攻、经济封锁等各种手段。
国民党军与红军之间的封锁与反封锁，“围剿”与反“围剿”的斗争极其激烈残酷。
敌人还派遣特务与反革命打进苏区和红军，从内部进行阴谋破坏活动。
为此，中共中央于1930年春发出指示，在赣西南苏区和红一方面军内清除混进革命队伍的地主、富农和“AB团”分子。
1932年1月12日，中共中央作出了《中央关于同苏区反革命团体斗争的决议》；3月28日，中共中央又作了《关于富田事件的决议》，这两个决定，不仅使中央苏区和红军，而且使全国其他苏区和红军的“肃反”扩大化，造成了严重的恶果。
中共中央在给湘鄂西中央分局的“肃反”指示中，把当时湘鄂西党内、红军内的不同意见的争论，说成是“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和“机会主义派别、两面派”，对党、对中央分局和国际路线的“攻击”，还说“在湘鄂西苏区内还隐藏着不少反革命派别——国民党改组派、北极会、硬肚会等”没有被破获，“应该有系统有计划地进行肃反工作”。
在党内斗争中加紧“肃反”，加紧反对机会主义。
夏曦积极贯彻这个指示。
湘鄂西省委提出“肃清赤区内部暗藏的‘改组派’及一切反革命组织”。
同时，成立了“肃反委员会”，该委员会由夏曦和湘鄂西省委书记杨光华等三人组成。
这是“肃反”最高的决策机构，拥有极大的权力，只要夏曦或其他“肃反”委员一张条子，就可以捉人、杀人，就是捕杀高级干部，也根本不经过各级党委审查批准，他们可以擅自决定。
贺龙不仅被排斥在“肃反委员会”之外，实际上也是夏曦的“肃反”对象，所以他的处境是极为艰难的。
湘鄂西的“肃反”先后进行了四次。
第一次“肃反”是从1932年5月开始的。
当月初，红三军在襄北捉到一名叫张锡侯的国民党军官，供认自己是“统一国民党”的成员，与天汉县军事部和游击队一些人有勾结，准备5月18日在苏区暴动。
几天后，红八师的特务队长在军部驻地潜江县的吴堰岭违反群众纪律，被逮捕后屈打成招，被迫承认自己是“改组派”，并供出了“改组派军事委员”的情况。
第二天，“肃反”委员会把红八师参谋长胡慎己逮捕。
随后，又将红八师的政治部主任戴君实，及红七师、八师、九师的一批团长、政委、参谋长和特务队长、营长逮捕，互相株连，范围越来越广，人数越来越多。
由于夏曦在“肃反”中采用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极“左”的斗争方式，滥施酷刑，大搞逼供、诱供、串供、指供，不重证据，轻信口供，大搞互相株连，牵连到党、政、军、民，结果把红三军中90%以上的连以上干部，湘鄂西苏区80%以上的省、县、区、乡的党、政干部，都被打成“改组派”，或是所谓“改组派”的附属组织“兄弟团”、“喝茶会”、“并臂会”、“扇子会”、“麻花会”的成员，多被抓了起来。
夏曦还借“肃反”排斥异己，大搞宗派活动，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凡批评他“左”倾错误者，就捏造罪名，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这次“肃反”，一直进行到8月，历时3个多月，共杀掉了1万多人。
其中就有反对夏曦“左”倾错误，为创建湘鄂西根据地和红军作出重要贡献的湘鄂西省委常委、省军委主席团委员万涛，湘鄂西省委委员、湘鄂边特委书记周小康，湘鄂西中央分局巡视员尉士钧，湘鄂西省委巡视员潘家辰，红三军参谋长孙德清，政治部主任柳克明，红七师政委彭之玉、王鹤、李剑如，参谋长赵炎、周容光，红八师师长段玉林，参谋长胡慎己、吴丹人，政治部主任戴君实、周子服，红九师政委孙子俦，参谋长张应南、胡悌，政治部主任刘鸣先、吴凤卿等等一大批党政军高级干部，及大批军队团、营、连，地方县、区、乡的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