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红三军只剩下三千多人，缺吃少穿，弹药奇缺，加上不停“肃反”，已濒临毁灭的边缘。
这时，负责对湘鄂西苏区“围剿”的国民党左路军副司令兼“剿匪”总指挥徐源泉得到这个消息，立即向蒋介石作了报告。
蒋介石认为，红三军已陷入绝境，贺龙已走投无路，正是他收服贺龙，消灭红三军的天赐良机。
他一方面命国民党军继续对红三军“围剿”，加强军事打击；一面派国民政府议员熊贡卿去湘鄂边，向贺龙游说，进行诱降活动。
与此同时，大肆制造谣言，在报纸上刊登贺龙“接受”招降的假消息，使中共中央怀疑贺龙，并挑拨红三军与其他红军的关系。
熊贡卿字瑞龄，湖南安乡人。
1925年，贺龙任澧州镇守使时，熊贡卿为湖南省议会议员，是省长赵恒惕的心腹，被作为省政府的代表派驻澧州镇守使署，对贺龙进行监视，贺龙就这样认识了他。
后来，熊贡卿又投靠了蒋介石。
熊贡卿接受了游说贺龙的任务后，于1933年12月动身，到恩施后给贺龙写了一封信，派助手梁素佛送到红三军，要求同贺龙见面“叙旧”。
信中还很含蓄地说：“愿意帮助解脱困境。”
贺龙收到信，同夏曦、关向应一起进行了研究，为了搞清蒋介石的真实企图和对各根据地策反的情况，决定允许熊贡卿前来。
根据分局的决定，贺龙同梁素佛见了面。
他对梁说：“你回去告诉熊参议，他有什么事，请来面谈。”
半个月后，熊贡卿来到红三军。
由于湖北和四川国民党军不断进攻，红三军在鄂西的利川、咸丰、宣恩地区不停地转移。
在途中，夏曦、贺龙、关向应分别找他谈话。
大约过了半个多月，1934年1月中旬，红三军转移到龙山境内休整。
贺龙觉得想要了解的情况，已基本上搞清楚了，熊贡卿跟红军走了半个多月，看到和听到不少事情，不能再放他回去了，提出对他进行公审严惩。
中央分局同意贺龙的意见。
1月23日，贺龙命令部队将熊贡卿、梁素佛逮捕。
贺龙主持红三军召开对熊贡卿的公审大会，然后将熊贡卿、梁素佛枪决。
在处决了熊贡卿之后，1934年3月17日，由夏曦、贺龙、关向应三人签名的湘鄂西中央分局给中共中央写了书面报告，汇报了蒋介石派熊贡卿到红三军游说，以及分局对此事的处理经过。
报告说：“去年12月，蒋介石曾派一代表熊贡卿来游说贺龙同志，企图收编。
熊先派一梁素佛来，贺龙同志首先即发觉和暴露来人之阴谋，认为侮辱，提到中央分局，我们为要搞到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及四方面军之破坏工作的消息，遂允熊来。
据熊说，蒋已派4个人(有两个是浙江人)到四方面军去，中央苏区亦建立多年工作，此等人均做上层收买工作。
我们乃将熊事公开，举行群众审判枪毙之。”
从上述贺龙对熊贡卿事件处理，充分证明，贺龙的革命立场无比坚定，对党和革命事业赤胆忠心。
但谁也没有料到，三十多年后的“文革”中，林彪和江青反革命集团竟颠倒是非，混淆黑白，诬陷贺龙同熊贡卿密谈，要向蒋介石乞降，对他进行残酷迫害。
红三军在龙山休整了半个月，因敌人来攻，贺龙率部离开龙山，按1933年12月，在咸丰大村中央分局会议关于“创造湘鄂川黔边新苏区”，放弃“恢复湘鄂边”的口号的决定，在龙山、桑植、永顺、大庸、慈利等县境内打游击，未能打开局面。
为此，中央分局于1934年4月中旬在利川的十字路开会，研究行动方针，并决定扩大游击区域。
会后，贺龙率红三军向黔东发展。
5月8日袭占了川东的彭水，6月1日占领黔东的沿河城。
19日到达枫香溪，中央分局开会研究创建黔东根据地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