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光阁的春色
71岁的徐向前，1972年5月接受了一项新任务——陪同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到全国各地参观访问。
对徐向前说来陪同虽不算美差，倒也可以借机走动走动。
6月，徐向前又受周恩来总理的委托，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特使的身份，出访斯里兰卡；7月又率领军事代表团访问阿尔巴尼亚。
年老多病的徐向前，对出国访问并无多少兴趣，他这位“好人”，只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伟人在逆境中，关心的往往不是个人的安危，而是事业的成败，国家的命运和世界风云的变幻。
徐向前在养病的日子里，每天都把战争与和平问题装在心里。
“文化大革命”中，他最关心的是国际形势，是军队的稳定，是战备问题。
他把中苏关系、中美关系看成战争与和平的焦点。
在北京每天起来吃饭前第一件事：看《参考消息》，像从前打仗一样，对敌军阵营指挥部的一丝一微的新动象，都放在心上。
下放二七机车车辆厂“接受再教育”的日子，《参考消息》、国际内参之类的文件看不到了，每天醒来头一件事是打开收音机，听国际新闻。
在10个多月里，他除了4月份参加过“九大”，受到批判外，还有幸地和陈毅、叶剑英、聂荣臻三位老帅多次聚会中南海，按照周恩来总理转达毛泽东的指示，成立了“国际研究组”，研究国际形势，讨论我国的国防和战略问题。
组长是陈毅。
中南海紫光阁，原是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和元帅们经常活动的场所，“文革”以来，它变得冷清了。
自从四位元帅每周来聚会，紫光阁又恢复了它的生气。
春天来了，紫光阁前的树绿了，花开了，室内又多了盆景。
老帅们相会在一起，看材料，交换意见，时而有了笑语。
此时此刻，也都忘掉了疾病和全国动荡带来的种种烦恼。
徐向前和陈毅没有一起工作过，长征时陈毅被留在了中央苏区；抗日战争中，陈毅在江南新四军，徐向前在江北八路军；建国以后好长时间也不在一起工作，因此，他们俩到了一块倒有点生疏。
徐向前和叶剑英同是参加过广州起义的战友，长征途中在川西草地上会师后，有相当一段时间两个人都在右路军指挥部，可以说是朝夕相处；至于和聂荣臻，那更有一段情谊：新中国成立时徐向前为总参谋长，聂荣臻为副总参谋长，在徐向前养病期间，总长的职务一直由聂代理。
如今四元帅算是患难与共，大家见面都有一种说不出的亲热。
陈毅是位乐观主义者，见到其他老元帅们，欣喜若狂，风趣地拱拱手：“各位，都要支持一下我这个小组长呀!”
说得老帅们开心大笑。
每次开会，徐向前总是提前三分钟进入会场。
他有严格遵守时间的习惯，尽管住在长辛店二七机车车辆机厂，路上行车常有堵塞，司机却能准时到达。
工作人员见徐帅常常早到，总说一句“徐总早啊!”
徐向前微笑回答：“路远，得比路近的跑快点嘛!”
陈毅身体欠安，有时来晚了几分钟，还说一句红卫兵的话：“罪该万死!”
逗得大家发笑。
尽管批判“二月逆流”搞得人心不安，老元帅们成了“老机”——是“右倾机会主义”，他们仍是不遮掩自己的本色。
有时，即使身体不适，也抱病出席。
一是为了完成毛泽东、周恩来的嘱托，二是难得的相会机会，谁也不肯轻易放过。
每次讨论会都很热烈，老帅们以自己高瞻远瞩的胸怀，丰富的经验和对时局发展的敏锐的观察力，分析研究世界局势，分析研究苏联与美国、大国与小国的种种复杂和微妙的关系。
徐向前战争年代多谋善断，大别山时期有“小诸葛”之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