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最后的磨难卷入历史漩涡(15)

10月16日,林彪批示:“我完全同意主席意见,不要免除为妥”。

不知道毛泽东和林彪为何做这样的批示。

这可能是“保”徐向前的一种表示。

不然,全军文革已名存实亡,还要他这个组长做什么?徐向前想继续挂着名,倒比撤职查办日子好过些。

谁知,1968年3月,一天夜晚,徐向前家的电话突然全被切断,守门的卫兵换掉,顿时气氛十分紧张。

全家人都不知道又发生了什么事。

过了两天,徐向前才弄明白:住在他家隔壁的邻居代总参谋长杨成武被抓。

林彪和江青一伙人策划了一个所谓的“杨余傅事件”,诬陷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进行“反革命活动”。

接着再次“炮轰”、“火烧”“二月逆流”的成员,指责徐向前等人是“杨余傅”的“黑后台”。

接着,军委办事组改组,黄永胜调任总参谋长兼军委办事组组长。

徐向前和几位老帅停发文件,不能过问军委的事情。

所谓“二月逆流”成员的一批人,处境一天天变得更加艰难。

有的被彻底打倒,有的“烧而未焦”,徐向前属于后者。

但他的日子不好过,开会时,几位“老帅”坐在后排,老友见面,话都不敢多一句。

在196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林彪公开宣布:“二月逆流”是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发生的“一次最严重的反党事件”。

八届十二中全会,是为召开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做准备的。

大批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已被打倒,出席会议的仅59人,不足应出席人数的1/3。

而列席会议准备当中央委员的风云人物却达74人。

这种历史上罕见的党的会议,使徐向前感到,更大的灾难会临头了。

林彪大会点名批判“二月逆流”,小会分组批斗“二月逆流”的成员。

徐向前被编入第五小组,黄永胜、姚文元以及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参加这个小组。

“他们把历史上张国焘的事,西路军的事,与‘文化大革命’里的事联系起来,要给我算总账。

黄永胜狂妄至极,不仅诬蔑我是‘张国焘路线的主谋者之一’、‘刘邓反动路线在军内的代表’、‘反党反毛主席’、‘宗派主义’、‘军阀主义’,而且恶毒攻击朱德、叶剑英、陈毅等同志。

邱会作赤膊上阵,咬牙切齿,一再发言、插话,说我是‘有意对抗毛主席、林副主席’、‘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打击革命领导干部的凶手’、‘造成总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灾难’。

他还不伦不类,抬出江青和我对比,肉麻地吹捧她。

……质问我为什么要率四方面军渡河西进?为什么要‘反党乱军’,支持陈再道和‘百万雄师’?我天天晚上去开会,在那里一坐,静听‘揭发批判’,懒得理他们。

没有办法,他们就念语录,还威胁说:‘你徐向前再不老实,就叫红卫兵来!

’‘你再不说话,就送到大寨去向贫下中农说清楚’,那时一弄就是大半夜,害得我回来没法睡觉,头痛加剧,深感体力不支。

我向黄永胜请假,说准备写检讨,黄永胜不准。

十多天下来,我就像害了场大病似的。”

徐老帅后来写道。

想不到,大会闭幕时,毛泽东为“二月逆流”说了好话。

他一方面说“二月逆流”的事过去不大了解,另一方面又说,这些同志是政治局委员、副总理或军委副主席,有意见公开讲出来是党的生活所允许的,不是秘密活动,应该参加“九大”。

毛主席这番话,对陷入“二月逆流”冤案的人是个解放。

不然他们连参加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的资格都没了。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

十二中全会向全军传达,张春桥在《关于传达十二中全会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中,仍点了“二月逆流”一些人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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