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开会，着重总结前一段的经验教训，以利改进工作，不辜负毛主席对部队的期望。
还说：不追究个人责任，希望大家共同努力，把会议开好。
现在怎么又突然要自己在这次大会上检讨呢?……他思索许久，想不大明白，最后给大会办公室回了电话：要求准备两天，他并没提问是谁让检讨的。
很明显，要军委一位副主席在大会上作检讨，必然毛主席、林副主席以及“中央文革”那边有话。
徐向前把自己关在楼下办公室兼卧室的屋子里，从早到晚来回在不大的走廊里踱步。
秘书不去打扰，黄杰不去走动。
他独自一人苦苦思索，该检讨的是什么?是说真话，还是讲几句为了过关的违心话?真话就是那么几句：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是国家的保卫者，自己怕的是军队不稳。
这一切的一切都使徐向前理不出个头绪，他不知该从哪里检讨起。
4月11日下午，军委扩大会议在京西宾馆继续开大会。
徐向前作了检讨发言。
本来就没想明白，时兴念稿子说空话大话，他照稿宣读，不轻不重，说了在全军文革三个月的“错误”。
说在任全军文革组长这段日子里，思想保守，求稳怕乱，跟不上形势，工作没做好；对毛主席的三支两军的指示，领会不深，贯彻不力，对青海、四川、内蒙古、福建、河南等地发生的事件，认为自己管不了，也不想去多管，是得过且过，责任心不强；军队内抓了七百多人，取消了一百多个战斗队组织，打击了“造反派”；全军文革组在实际工作中，积极支持中央文革的工作不够，有的事情上还有抵触情绪……这天大会的气氛开始比较平和。
台下的人只是静静地听，主席台上的人也都和往常一样，并不把徐向前的检讨当成大事。
谁都明白，这种检讨是为平息某种要求。
毛主席已经说了，不追究个人责任，只是总结经验教训。
陈伯达、康生、关锋以及主持会的萧华等人，先后讲了话。
有的就事论事，说说三支两军的话题；有的捎带批评徐向前几句。
陈伯达调门高，上纲上线也最厉害，他指责徐向前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代表”，“对抗中央文革”，是“搞独立王国”。
这几顶政治大帽子一扣，会场的气氛顿时紧张了。
一双双眼睛看着徐向前。
有的人揪着心，怕这位犟脾气的老帅不吃这套，当场顶撞起来。
他却平静地半闭着双目，似乎没听懂陈伯达那福建话。
大会刚结束，徐向前夹着文件包正往外走，谢富治从徐向前近前走过说：“你的问题，远不止这些!”
话语中火药气挺重，气势汹汹的样子。
红军时代谢富治曾在徐向前部下，当组织科长。
一向对徐总指挥很尊敬。
如今当上了中央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委员，正红得发紫。
徐向前一听那话，不紧不慢地说：“谢富治同志啊，错误路线我都承认了，你还要怎么啊!”
“你……”
谢富治没料到老帅会反驳他，一时不知该怎么好了。
“难道还要把我打成叛徒、特务吗?”
徐向前说罢走出会场，胸中实在难以忍耐。
看来谢富治似乎摸着什么气候了，不然老部下今天怎么敢如此放肆!
那是一个“叛徒”、“特务”、“走资派”大帽子横飞的年代。
徐向前既没做过地下工作，更没坐过监狱，历史清清白白。
他不怕揪辫子、打棍子。
红军时代，他在红四方面军和张国焘共事五年多，从延安整风就受批判，说不清检讨、批判多少次了，这条“辫子”几乎被揪得没几根毛了。
他每天照吃饭，照睡觉。
会议的简报天天登他的“罪状”，开头看着还刺眼，看多了只当不是讲的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