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那时候中国人真的以为他们生活在一块乐土之上，但他们能够购买的工业消费品只是有数的几件。中国人用他们特有的对于数字的概括能力，把这些东西叫做“三大件”，它们是：凤凰牌自行车，一百五十六元一辆；上海牌手表，一百二十元一块；蝴蝶牌缝纫机，一百八十七元一台。那一年，一个刚刚进入工厂的学徒，每月的工资只有十八元，两年之后满师为正式工人，也只有三十一元。最具资历也是最熟练的老工人，可以享有“八级”的薪金，每月一百零八元，这已经是普通人中最高的收入。所以，购买数以百元计的工业品，对于他们来说，确是一件大事。更何况有了钱也不一定就能买到这些东西。因为商店里面空空荡荡，你根本找不到这些东西，即便找到了，也不会卖给你。几乎所有你想要买的东西，都要凭借一个叫做“票”的小纸条。这是政府为了对付物资紧缺而想出来的办法，西方在战争的年代也曾经使用过的。只不过中国人使用这种办法的时间长一些，从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大约22年里没有间断。“票”由政府监督印制，然后分配到每一个机关工厂学校里面去，再由这些地方的领导分配给下属，其数量大体是每十个人中每年可有一人分配到一张，或自行车，或手表，或缝纫机。所以，你为了买到其中一样，常常不得不等上几个月甚至几年。1977年最后一天的下午，北京大学一位28岁的教师得到一张“票”，可以用它买到一辆自行车。他欣喜若狂，因为这足以使他在一个月后的婚礼上向他的朋友炫耀一番。可是到了1978年的第一天，他欢天喜地地跑去买他的自行车时，发生了不幸：“票”丢了！这位教师在北京最大的百货大楼里满地寻找他的“票”，最后失望地掉下泪来。
但是，平心而论，像这位教师这样，为了自行车而处心积虑的中国人，在那时也还是少数，普通中国人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只不过“衣食”二字。即便稍微富裕一些的城里人也是如此。那时候人们生活得异常仔细，根本不像今天的人们这样大手大脚。大街上没有车水马龙的车队去挨家送礼——这种车辆通常有一个很大的后箱，以便把礼物包裹搞得更加丰富。各个机关工厂学校部队的大院子里，也不会有一包一包的鸡鸭鱼肉分给职工，即使是逢年过节也不会如此。生活在那个时期的社会调查者，如果尾随一位家庭主妇到菜市场上去，就会知道一个家庭一次购买的东西通常不会超过1公斤。主妇们通常是用这样的话来招呼售货员的：
“同志，给我割块肉。l毛钱的！要这一边的。”
“同志，给我来一根儿葱，那根儿葱白大点儿的。”
“同志，我买半个冬瓜，要小的那一半儿。”
不过，在北京城里，也会有例外。冬季寒冷干燥，万物不生，所以，家家户户都不会忘记漫漫冬季里的菜蔬。每年11月的第一周里，大街小巷便为大白菜所占据，城里百万人家，每一家至少会有一人走到街上，或老或少或男或女，每一家也至少会有一辆车子推到街上，或三轮平板车或两轮自行车或独轮手推车。大白菜每一公斤不过两分钱，一个四口之家花上四元钱买回小山似的一堆，在自家的小院子里挖一个深坑存放在里面，或是用一些旧棉絮包起来，放在屋檐下面朝着太阳的地方，就可以吃上整整一个冬天。那些天里，白菜把整个北京城覆盖起来，车流与人流环绕其间，场面至为壮观。只不过，这样的购买浪潮每年只有一次，而且是为了以更加节俭的方式度过严冬。
其实，依照那个时候政府计划供应的食品数量，普通人家已经没有可能再节俭了。在城里，粮食从婴儿出生开始定量，每月三公斤，以后婴儿渐渐长成，定量亦渐渐增加，一般成人的粮食定量，最高限为每月十五公斤，从事重体力劳动的工人和军人，则可以吃到二十二点五公斤。在不了解中国的西方人看来，这些粮食大约不会太少。可是，中国人的饮食习惯，是以粮食为主，其他食物在他们只是一种极为有限的享受。其数量之少，不要说外国人，就是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出生的中国人，也难以想象。每人每月可以买二百五十克猪肉、四个鸡蛋、半小瓶豆油、一百克白糖、两块豆腐和五十克绿豆粉丝。把这些东西做成普通人家饭桌上的食物，再仿效政府的配给政策，来平均地分配到每一天，则每个人可以吃到一个猪肉饺子或者一个直径不超过一厘米的猪肉丸子、一小口鸡蛋羹或者半小口炒鸡蛋、一勺豆腐、十根粉丝。除此之外，孩子可以按照规定喝到半磅牛奶，孕妇可以拿着一张特别的证明去买一公斤红糖，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人，可以买到半公斤牛肉或者半公斤羊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