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谁也没有说过地里长着的粮食不可侵犯。到了秋冬时节，庄稼收回晾干，这是占有农家财产的又一次机会。于是官员们开始征购粮食。老百姓万般无奈之下，或者隐瞒产量，或者坚持不肯出卖，以保卫自己的劳动所得。安徽省城北公社古城大队，以为官员所谓“购粮”就真的是“购”，于是卖出十二万公斤，竟然分文未能得到，全部粮款均为公社占有。山西省省委书记陶鲁笳后来惊讶地发现，他领导的这个省，农民在这个秋天里出卖产品所得，竟被公社官员拿走一半，用以“大办钢铁”和“大办水利”。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进一步调查的结果证明，那个冬天全国从老百姓手上收去的钱多至三十亿元。“如何还清这笔账是一件大事”，他向毛泽东报告说。事实上，不仅没有还，而且无偿剥夺农民的行动还在继续。到1961年，二万六千五百七十六个人民公社欠下农民的这笔账，就已经不是三十亿，而是二百五十亿，平均欠每一个农户二百五十元。
这种充满原始味道的“大同之治”愈演愈烈，促成了乡下农民无数奇妙的幻想。比如有一个跑马乡公社，地属湖北省当阳县。有一天公社党委书记宣布，11月7日，将是社会主义结束之日和共产主义开始之时。这样算起来，所余时间就不是三年而是三个月。这位书记甚至来不及为他的共产主义作一首诗，只是向他的农民解释说；“共产”就是“不分你我”，你的鸡我可以抓来吃掉；这个队种的菜，那个队可以挖出抬走；连小孩子也不分彼此，你的儿子也就是我的，我的女儿你也可以牵走。他这一番话讲得老百姓如痴如狂。会议结束，大家直奔商店，拿完了商店里的东西便直奔当地享有富名的农家。失去控制的乡民接着将眼睛转到别人的老婆。不过，党委书记对于“共妻”这一条还不敢即刻乱来。他宣布，老婆还是自己的，但此事关系重大，任何人不能擅自做主，只能暂时保留，以待上级的批准。
老婆仍然“私有”，但是却必须全部离开锅台炕沿，走出家门。此项方针的主旨是解放妇女，以使更多的人到耕地上去劳作。孩子真的进了托儿所，老人也有敬老院可以容身。所有的村子里都有公共食堂。所有的报纸都说这是让妇女从家务负担中解放出来的好办法。《人民日报》还说，河南省办了三十二万个公共食堂，就解放了六百万个妇女。
公社食堂里面正在实行免费吃饭的制度。还有的公社实行了“各取所需”，吃、穿、住、教、医、葬、理发、看戏、取暖、结婚之类，统统免费。当时的舆论一致认定，这就是“共产主义的萌芽”。党中央在那一年10月发布指示，要农村尽其可能举办公共食堂。这一指示鼓舞了农民不劳而食的心理。在中国传统戒律之中，“食”乃是“天”的象征。如果万民对于吃饭一事能够无忧无虑，在古在今都是为政者值得自豪的业绩。所以，官员和百姓在这里获得了暂时的一致。在中央指示的当月，公共食堂即增至二百六十五万个；到了这一年的年底，已有三百九十一万个。每天有至少四亿人在同一时间走进食堂里面去。有人却一边吃着不要钱的饭，一边念着一首顺口溜：
休息钟声响，
我们进食堂。
吃了一口饭，
沙子满牙床。
品尝蔬菜味，
青草菜里藏。
放下一双筷，
又去春耕忙。
“吃饭不要钱”的建议由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提出，时为1958年8月。看来这唤醒了共产党高级领导人对于率领农民征战南北的辉煌时代的回忆。毛泽东在看到安徽省一个公社的食堂之后，兴高采烈地表示，既然吃饭可以不要钱，将来穿衣也就可以不要钱了。既然一个食堂可以这样，那么别的食堂也应当可以这样。差不多同时，刘少奇在江苏省也表示他支持供给制度的重新出现。他幻想着“人们不管报酬多少，不管有没有定额，他们总是做得更多更好”的时代已经到来。报纸的社论以豪迈之情宣布说“公共食堂前途无量”。（参见《人民日报》1959年9月22日。）财政部长李先念向以谨慎著称，到这个时候也认为实行供给制度是“一件史无前例的伟大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