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是大寨经验的创造者，中国农民心目中的英雄，又是国务院掌管全国农业的副总理。充当这样一个角色，自是名正言顺。他的报告旨在发动亿万农民开展一场大批判运动，其基本的精神是打击“四人帮”。陈永贵用一种地道的大寨口音加上他的特有的高腔调，对听众说道：
“四人帮”干扰破坏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罪行累累，铁证如山。他们反对大批修正主义，反对大批资本主义，反对大干社会主义，妄图砍掉大寨红旗。这个“三反一砍”的要害，就是篡党夺权，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复辟资本主义。（1976年12月24日《人民日报》。
他巧妙地将大寨红旗与捍卫党的权力，以及确保中国不会复辟资本主义连接在一起，其突破口虽然狭窄，却颇具煽动的力量。大寨是在山西省中部群山包围着的一个小村，僻壤穷乡，不过百余户人家，然而，关于它的故事，在当代中国农村历史上，差不多是持续了二十年之久的主旋律。其间大起大落，大悲大喜，我们后面还要更多地涉及。现在，会议大厅之中，陈永贵的听众几乎全部是在学大寨的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模范，且由此获得权力与利益。如果没有农业学大寨的运动，可以肯定他们之中大部分人根本不会有现在的地位，甚至没有资格进入这座辉煌显赫的殿堂。仅仅这一点也足以激起他们对“三反一砍”的“四人帮”的深仇大恨，完全顾不上扪心自问，一个小小的村庄是否具有拯救全国全党的神通？
陈永贵肯定相信他的大寨具有这样的神通，他不正是从这个小村走出来的吗？他的报告洋洋数万言，其间意识形态色彩仍居有独特的主导地位。但这场大批判并不仅仅为了意识形态的目的而设计，计划搞这场运动，与其说是批判“四人帮”，倒不如说是在农村中造成一种心理气氛，以便把已经形成的一切继续下去。陈以云、贵、川、闽、浙、赣六省为例，述说那里由于“四人帮”的阻止而令学大寨的运动夭折，以至贫下中农受气，阶级敌人高兴。这六省在中国由东南到西南占据了五分之一的版图，如此广大的地区发生了问题，可见事关重大。所以，陈便以一敌一地提出“三大一高”来对付“三反一砍”，也即坚持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于社会主义，更高地举起大寨红旗。五天之后，华国锋接着陈的话头说：“这是关系全局的大事，它将极大地促进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蓬勃发展。”
这等于是为今后的农村工作方针定下了主调。
按照华国锋对八亿农民的要求，在即将到来的1977年，他们并不是要筹划“包产到户”，甚至没有必要顾及填饱肚子的问题，而是要将精力集中于一场揭发批判“四人帮”的“政治大革命”，他借用毛泽东对付日本人和蒋介石的一句名言，说这是“大打一场人民战争”。
华国锋把他的意识形态领域的“人民战争”细致地分为四个战役，并且计划至少用一年的时间来实现他的胜利。（1976年12月28日《人民日报》。）不过，他此时没有想到，随着江青和她的同党的失败，意识形态的争斗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已经黯然失色，在普通人中间也只剩下一种厌恶，不会再有崇高的激情。他更不会料到，两个月后他发明的“两个凡是”，在新一代领导中间引起第一次重大分裂，使眼前这场意识形态运动的实际进程与设计之间，形成极大差异。这是后话。现在，华国锋的动员立竿见影，五千名代表连夜学习，连夜批判，把北京大大小小的宾馆里糊满了大字报。中共最有权威的报纸《人民日报》，在它的版面上用诗一样的语言描述了当时的气象：
怒火，在代表们心里熊熊燃烧！
仇恨，在代表们胸中翻滚激荡！
来自祖国各地的五千名代表，
同仇敌忾上战场，
万炮齐轰“四人帮”。
这种充满感情色彩的指斥与声讨，至多只能造成一种心理上的气氛，而于理性的判断则要大打折扣。但对华国锋来说，仅仅有这些也就够了。不过，事情还是出了一点麻烦。经过二十年政治上的划线站队，中国人的心态已如条件反射，每有风吹草动，先自分开阵营。这时候也就有人提出“四人帮”是左派还是右派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曾经出现过一次，那是1971年9月林彪垮台之后，由毛泽东率领的对林彪的批判。当日对于林彪是左派还是右派的问题，曾经议论纷纷了好大一阵，不得不由毛泽东出面作出最后的裁决。毛泽东用一种不容置疑的威严说道，林彪形“左”而实右，是极右。仅仅这一句话便将左派林彪赶出了左派的阵营。现在，同样的命运落在另一群左派身上，而毛泽东逝世已有三月，事情只能由华国锋来作了结。这一来，便诱使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华说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