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3月11日，国防科委“第二次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学代会”)开幕。
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共一千多人。
在会前的准备过程中，国防科委党委1月11日发出了关于“学代会”代表选拔条件的补充通知，其中有一条，代表必须是“坚决拥护以聂荣臻同志为核心的国防科委党委的正确领导。”
这成为聂荣臻搞所谓“反动的多中心论”的第三条罪状。
2月10日，聂荣臻办公室接到七机部军管会的一个报告，其中提到，补充通知中关于代表条件问题，引起了七机部两派群众组织的争论，不利于促进他们团结的工作，希望领导上对代表条件的规定再做考虑。
2月下旬到“学代会”开幕前，聂荣臻办公室接到几封群众来信，说国防科委领导借开“学代会”的机会，有吹捧聂荣臻的现象。
聂荣臻知道这些情况后，请国防科委副主任罗舜初、刘华清、蔡顺礼到西山住处开会，讨论召开“学代会”需要解决的问题。
会上，没有再提到选举代表条件的问题，因为这时候代表已经全部选出，知道两派都有代表参加，聂荣臻也就比较放心了。
于是他着重要求罗、刘、蔡分别把准备在“学代会”上的发言都检查一下，都不要有突出他个人的内容，主要应该突出毛主席、林彪、周总理等中央领导人的有关指示。
但尽管如此，国防科委副主任在“学代会”的发言中，仍有聂荣臻同志“是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是紧跟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是正确路线的代表”等提法。
“学代会”开幕以后，对国防科委持批判态度的一派群众组织，以“北航红旗”和“916”为核心，联合起来，抓住“学代会”的代表条件不放。
说国防科委提出这个条件是为了垒“聂氏山头”，搞宗派主义，想把对立派群众组织整垮。
十多天后，“杨余傅”事件发生，结合抓“黑后台”，他们发动了更加猛烈的攻势，使国防科委的各项领导工作，基本陷入瘫痪状态。
周总理知道了国防科委在“学代会”问题上的困难处境，于4月20日晚上9时40分至21日凌晨2时，接见了国防科委、国防工办、中国科学院下属单位的各派群众组织的代表。
他在听取了大家的发言和问了一些有关的情况以后说：国防科委提出“坚决拥护以聂荣臻同志为核心的国防科委党委的正确领导”，并作为选举出席“学代会”代表的条件，是错误的。
但聂老总事前不知道，他知道后很不安，写了检讨。
要允许别人犯错误，不要把别人一棍子打死。
“聂荣臻同志我们很熟，我们是老战友，毛主席要我帮助他。
不能说国防科研、生产中有坏人，领导就一无是处。
生产上不去我很痛心，再不能耽误了，应该赶快结束争论。”
大家要消除派性，搞好联合，把“学代会”开好。
4月24日，聂荣臻给“学代会”写了自我批评的信。
信中说：这次会议的准备过程和开始的一段，我正在病中，至今没有痊愈，有许多情况确实不清楚。
代表的评选条件，会上有突出我个人的作法，大家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这些错误，我作为国防科委党委的负责人，作为‘班长’应该首先负责。
‘核心’的那条极端错误的条件，事先没有报告我，到知道的时候，绝大多数代表已经选出来了，我感到这个条件不对，但迁就了现状，未提到政治原则的高度，未采取断然处置来纠正这个错误，此次会议准备的文件、发言、报告，我在病中，都不知道，虽然以前曾多次谈过不要突出我个人，不要吹，不要捧，会前也一般地打过招呼，但采取措施不力，更未检查过问。”
“我在四十多年来各个革命斗争阶段中，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