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梦麟之所以习惯于中西文化比较，是基于以下的认识：“吾人目前讲学问，无论本国的或西方的，在有意或无意中，都在做一番中西比较功夫。前者以本国为主，把西方的拿来做比较。后者以西方为主，把本国的拿来做比较。讲中而不讲西，终觉孤立。讲西而不讲中，终觉擀格。能学兼中西，方知吾道不孤”。[55]
青年时代的蒋梦麟正好跨越了两个时代及两个世界，饱受古今中西价值冲突的煎熬。五四运动后，他代替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由于北京大学是现代知识分子的聚集地，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心阵地，北大师生的一言一行，直接影响到全国各国。因此，蒋梦麟不仅担负着领导北大的责任，说他的中西文化观将影响到新文化运动的开展，也绝非夸大之词。作为北京大学的一校之长，若没有一套持平而通达的文化见解，没有大度包容和思想自由的现代意识，就难以在国粹派与西化派之间站稳当。果真如此，恐怕北大精神早就模糊难辨了。蒋梦麟有功于北大，有功于新文化运动的正常开展，这是我们不能忘记的。
总的说来，蒋梦麟一生勤于事功而疏于学问，他很少参与中国现代史上的思想文化论战，唯一的例外是1919年与杜亚泉之间发生的新旧之争。是年秋，章士钊与《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鼓吹新旧调和论，批评五四激进主义文化主张，一时产生很大的反响，引起蒋梦麟的不满。他认为，新思想是一个“进化”的态度，抱此态度的人视我国传统生活为不满足，传统思想不能得知识上充分的愉快，故而要时时改造思想，批评传统；相反，持旧思想的人之反抗新思想，则在于其以现在的生活和思想为满足和愉快的。抱新思想的人渐渐扩充其思想，抱旧思想的人自然不知不觉受其影响和感化。新陈代谢是进化的道理，自然的趋势，不是机械的调和。
杜亚泉则对蒋氏文中“新思想”的定义提出质疑，并进而批评了五四流行的极端反传统思想。他认为蒋氏关于“新思想是一个态度”的说法不能成立。因为态度非思想，态度呈露于外，思想活动于内；态度常属于情的表示，思想则专属于智的作用，二者不能混同。感情、意志虽与思想有密切关系，但若论“思想”之性质，则不能包含感情与意志。思想为最高尚的知识作用，即理性作用的产物。以感情与意志为思想之原动力，先改变感情意志，而后发生新思想，是将人类之理性为情欲的奴隶，此正是西方现代文明之病根，也是五四激进思想的缺点。[56]
胡适、蒋梦麟以“评判的态度”为新思潮的共同精神，表征着新文化运动回应现代性挑战而变革传统的文化批判精神，但也给新文化运动抹上了情感化和意识形态化的色彩。诚如汪晖所指出的：五四思想的众多因素只是基于一种“态度”，而不是由理性的方法和目标而构成的统一的思想运动。在其时反传统的潮流中，“评判的态度”中认知的因素远弱于情感的因素，因此不足以在总体上建立起“评判的方法”。 [57]新文化运动的“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视现代化为价值衡量的当然尺度，把本土传统只是当作被衡量客体，这种单向的价值评判，显然源于“进化”的态度和寻求富强的“现代化情结”，杜亚泉对蒋氏的质疑，显然是有价值的。但无论是蒋梦麟，还是胡适，都不主张彻底的反传统，与那些民族文化虚无主义者不可同日而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