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学衡派价值之重估
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动和知识分子的急躁心理，使得新文化运动走上了急进反传统的不归路，在陈独秀、钱玄同等五四精英的思维中，“传统”与“现代”是对立的两橛，也就是说，传统文化是中国现代化的阻力和障碍，因而批判传统常变成“推倒”传统。应该说，传统中与现代生活不合处甚多，但传统中也有与现代化不相冲突，甚至不乏可以成为现代化助力的资源。正如香港学者金耀基先生指出的那样，世上可以有不同形态的“现代化”，但决没有“没有传统的现代化”。[54]处于主流地位的五四文化启蒙，虽已摸索到中国问题的文化根源，并表现了中国民族文化的觉醒，可是它对文化问题本身的认识并不深切。新文化建设需要一定的客观物质条件，还需要一个相当宽松的环境，在从容不迫的状态下稳步发展起来，而这样的的时代背景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所缺乏的。事实上，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问题的反思，感情的冲动多于理智的思考，从总体上看是仓促求变以应时需，在欧洲经历了整整三个世纪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在中国竟凝缩为五、六年的新文化运动，因此，难免有先天的不足，为坐得住冷板凳的学问家所不齿。
学衡派既不满于激进派的彻底改造和自由派的“弃旧图新”，对设想西洋文化破产而主张复兴东方文化的臆语，也颇有微词，而认同于以“存旧立新”、“推陈出新”或“层层递嬗而为新”相号召的新人文主义。他们认为旧者不当废，新者未必真，菲薄国学固然不可，一味守旧也没有出路，批评新旧双方引进的西学（如前者引进的杜威、罗素、马克斯，后者引进的柏格森、倭铿），“均仅取一偏，失其大体”，提出“东西历史民性之异”问题，暗示或主张文化研究当先去成见，尤其当破“新式学术专制”，摒弃浅隘的学风，忠实、全面地介绍、阐扬包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耶教和孔子、墨子、庄子、佛教经典在内的东西古今文化精粹，并加以融会贯通。[55]认为文化“创新之道，乃在复古欧化之外。”[56]“世界将来之文化，必东西文化之精髓而杂糅之。”[57] 学衡派成员之间的五四观虽呈现出若干个性差异，但从总体上看，他们探本求源、会通中西的文化价值取向是一致的，摆脱了“西化”或“复古”的局限，也真正突破了“中体西用”或“西体中用”的老套，是对五四时期古今中西之争的一个理性总结，是五四知识分子留给下的一份不可多得的精神文化遗产。
学衡派并不满足于理论的阐述，而是将他们的文化理论运用于实践。1925年，清华大学在西学气氛十分浓烈的情况下，成立了国学研究院，由原《学衡》主编吴宓任主任，聘请了王国、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四位学贯中西的大学者为导师。他们来清华后，极力提倡一种中西兼容、贯通古今的学风。吴宓将这种学风的精髓概括为：“值兹新旧递嬗之际，国人对于西方文化，宜有精深之研究，然后可以采择适当，融化无碍”，同时，“中国固有文化之各方面（如政治、经济、哲理学），须有通彻之了解，然后于今日国计民生，种种重要问题，方可迎刃而解，措置咸宜”。[58]不难看出，国学研究院的宗旨，是学衡派文化观的延续，旨在新旧交嬗、中西会通的新形势下，博采中西古今文化之长，熔铸出一种新的中国文化。这一文化价值取向对清华大学的金岳霖、冯友兰、张岱年等思想文化哲学的研究和建构，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在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史和哲学史上可谓独树一帜，其合理性是不容置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