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学术界对现代新儒学思潮及其代表人物的研究起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迄今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现代新儒学是在强烈的民族文化危机意识的刺激下，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激烈反传统的价值取向所作的保守性回应。这股思潮作为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的主流，迄今已有四代人薪火相传，历80余年而不衰，争得了与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文化派鼎足为三的地位。虽然新儒家的文化主旨与马克思主义相左，对西方中心主义的诘难也带有诸多感情色彩，但他们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所作的批判性反思，充满了哲学的睿智，在历史与价值双重层面上，为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参照。
（一）传统与现代的对接
海通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用智慧和生命从事着前所未有的文化反省工作和民族自救运动，他们为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的振兴而奋斗着，为使曾独步于世界的中国文明之再度辉煌而探索着。由“洋务”而“维新”而五四，步步都是血和泪、悲和怒。甲午一役，使洋务派的实业救国梦与他们惨淡经营二十年的坚船利炮同沉海底；百日维新把谭嗣同等六君子送上了断头台；1912年中华民国的建立，只是挂起了“共和”的招牌，骨子里与不清帝国却无甚两样。人们终于认识到：没有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深层文化理念的根本变革，什么科学技术、民主政治，都不过是空中楼阁。当陈独秀以“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1]唤醒世人时，实际上文化革命的序幕揭开了。在随后的新文化运动中，新潮巨子李大钊、胡适、鲁迅、吴虞、钱玄同等，无不认为引进西学，涤荡传统旧学，是中国社会、中国学术“出黑暗而入光明”的必要前提。于是，“打倒孔家店”、“吃人的礼教”、“万恶孝为首”、“万事不如人”、“欧化汉字”、“把线装书扔进毛厕里”、“不读古书”等口号风行一时。这对本已失去维系基础而呈飘摇欲坠之势的传统儒学无疑是雪上加霜，杜维明先生所谓“儒门淡薄，收拾不住”，正是对五四时期儒学厄运的确切表述。
新文化运动对以儒学为主干的传统文化所持的极端否定态度，引起了新儒家学者的“不安”和“惶惧”。陈独秀等提倡新文化者在反思中国文化时，本质上遵循的是形而上学的思维逻辑，即：中国文化是古代的、旧的，所以是坏的，所以当去；西洋文化是近代的、新的，所以是好的，所以当取。新旧不能调和，以新代旧乃天经地义。这样，中西之异，就演变为古今、好坏、新旧的不同，用文化的时代性消解了文化的民族性。如此二元对立的文化价值观，很自然地引起来自民族文化护卫者的强烈回应。
就主流看，唯欧美现代文明是瞻的知识分子，习惯于“用新文化批判旧文化”，这本来无可厚非，问题在于，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封建时期的文化一概等同于封建性的文化，从而弃之如敝屣。他们认为，中国人的民族性格中，天然地有一种奴性的心理，中华民族保守、落伍、封闭、陈旧、乃至惰性的心理结构，是富强之道不能落实的根本理由。这实际上已隐涵着一种近乎虚无主义的价值判断。难怪冯友兰在批评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时说：“我们在读胡适的书时，不能不感到他认为中国文化的全部观点是完全错误的”。[2]钱穆也认为，五四时代的西化论者，疏于了解历史，进而怀疑、蔑弃传统，“甚至于要存心来破坏，要把中国以往历史痛快地一笔勾销。”[3]虽然冯、钱的观点失之武断，但蔑弃传统的心理在新青年派那里程度不等地存在着，却是事实。台湾新儒家徐复观曾对五四激烈反传统的价值取向产生的原因及导致的后果进行了深刻的省察，他这样写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