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在纪念五四运动80周年之际发表《文艺复兴乎？启蒙运动乎？——一个史学家对五四运动的反思》一文，认为把五四新文化运动界定为一个“启蒙运动”，是由1936年共产党人发起的新启蒙运动首开先例，“他们显然是要借重比附（amalogy）的方式，对五四尽可能作出最高程度的礼赞。”在揭示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两种意识形态在新文化运动诠释上的深刻对立以及它们各自的某种片面性时，余文因胡适曾倡言“文艺复兴”和马克思主义者曾发起“新启蒙运动”，就认为五四的“文艺复兴”诠释和“启蒙运动”诠释存在着自由主义方案与马克思主义方案的对立，并认为“启蒙运动”阐释是共产党人为服务于其政治激进主义而作出的“一种蓄意而又精打细算的选择”，因而“实质上是马克思主义”。[34]对此，河南大学的张艳进行了质疑，用大量的事实表明，用“启蒙运动”界说五四，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就很流行了，例左翼文人和早期共产党人成仿吾、茅盾、瞿秋白、王稼祥、张闻天、李鼎声等均有把五四运动称作启蒙运动的表述，他们对五四运动不是如余英时所说的礼赞，而是给予了严厉的批判。[35] 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新启蒙运动是中国共产党人为应付民族危机而发起的一场新的民族主义启蒙运动。陈伯达、张申府、艾思奇、何干之等人明确地把五四新文化运动称为启蒙运动，鉴于五四启蒙运动的种种缺点，他们倡导在新的形势下开展新启蒙运动。张申府明确提出“在思想上，如果把五四运动叫做启蒙运动，则今日确有一种新启蒙运动的必要；而这种新启蒙运动对于五四的启蒙运动，应该不仅是一种继承，更应该是一种扬弃。”[36]
以启蒙运动指称五四新文化运动并非共产党人的专利。一般说来，国民党人对五四政治运动评价较高，而对五四思想启蒙甚是不满。但国民党内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观念显然是不一致的，与蒋介石苛评反传统的五四新思潮不同，前北大教授，长期任职国民党中央并主持三青团工作的朱家骅说：“五四运动在中国历史上是一种启蒙运动，所以五四以后的青年运动，也染上了极其浓厚的启蒙色彩。这种启蒙色彩，最明显的，就是一种反抗的态度，对于历史、社会上的一切，都要反抗。贞操观念、孝的道德固然反抗，就是支配人心社会时间最久、力量最大的儒家思想，也要打倒。青年的要求，是要把自己出身，从传统中解放出来。”[37] 有进于此，后来许孝炎更是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实源自欧洲启蒙运动的启发：“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实导源于启蒙运动：（一）五四新文化运动唤醒当时中国青年反抗旧礼教，可以说是受启蒙运动反抗当时欧洲旧制度的启发；（二）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科学方法，是受启蒙运动时代唯理派哲学思想的启发；（三）五四新文化运动主张民主，是受启蒙运动时代‘契约论’和‘三权分立说’等政治哲学思想的启发。由五四新文化运动所触发的国民革命运动，也无异于由启蒙运动而产生的法国大革命。”[38] 这不啻是说，五四运动完全宗源于欧洲启蒙运动，而对中国启蒙运动的特殊性置之不理。
建国以来，不少学者沿用了“启蒙运动”的提法。如丁守和、殷叙彝把他们论述五四新文化的著作定名为《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李泽厚在其《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也用“启蒙运动”指称五四新文化运动。著名的五四运动研究专家彭明则认为，五四运动作为一种启蒙运动，它不同于法国启蒙运动，“中国启蒙运动的杰出意义在于，它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直接衔接起来了。因此它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革命由旧民主主义发展成新民主主义。”[39]
当然，更多的学者立足于中西不同的社会和文化背景，反对完全将五四运动与欧洲启蒙运动相比类。刘桂生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提倡的民主、科学思想，直接来源并不是十八世纪的启蒙思想，而是十九世纪的社会思潮，即反启蒙思想。[40]陈思和认为，从实际材料的比较来考察，五四在文化上的意义是无法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相联系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缺少欧洲文艺复兴时的科学精神和自由精神，没有复活那早已被封建文化中断了的古代文化的积极的生命内核，没有将当时的民主革命精神与中国文化的精神贯通起来，这就造成了一种文化的无根状。“即便是与欧洲的启蒙运动相比，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性质也有着自己独特的轨迹”，在欧洲，启蒙的轨迹是：文艺复兴——启蒙——大革命；而在中国，启蒙的轨迹是：辛亥革命——启蒙任务——新文化运动。[41]余英时也指出，五四知识分子要在中国推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这是把西方的历史机械地移植到中国来了。”由于中西方国情和文化发展背景不同，许多愿望要落空。“中国的古典研究从来未曾中断，自然不需要什么‘文艺复兴’；中国并无信仰与理性的对峙，更不是理性长期处于信仰压抑之下的局面，因此‘启蒙运动’之说在中国也是没有着落的。”“五四既非中国的文艺复兴，也非中国的启蒙运动”，他反对用比附的方式研究五四运动，而是主张“从五四本身的角度去了解五四”。[42]
五四新文化运动乃现代启蒙运动，这是不争的事实，只是中西启蒙运动有同有异，也是需要明辨的。共同之处是：批判封建主义，为资本主义的发展鸣锣开道。不同之处有三：一是动因不同，二是重心不同，三是效应不同。所谓动因不同是指，五四启蒙运动不象西方国家那样是由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造成与封建母体的尖锐矛盾，从而酝酿成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的要求，而是受尖锐的民族矛盾的刺激而起。所谓重心不同是指，五四启蒙运动的重心是救亡图存，批判封建主义和讴歌资本主义都是为了服务于救亡这个最高目的，一定程度上造成救亡与启蒙之间关系的紧张。所谓效应不同是指，救亡图存的迫切要求使启蒙运动具有“超前”和“被动”两个特点，造成理论准备不足，缺少文化建设的良好环境，其成绩也就有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