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更广泛的层面上说，文明形态复杂的社会是高能耗的社会。就像前文分析过的人类社会能耗增加的原因一样，维持文明社会复杂性的基本需要便是能源供应，这种供应必须是源源不断的，不断增长的。只要能源供应充足，就可以增加一个社会的复杂度。当然，这里所说的能源既包括木材、煤炭等碳基燃料，也包括水力、风力以及地热温泉等可再生能源，而人力、畜力等以粮食为源泉的动物能量也不能被排除在外。在能源供应一如往常的情况下，维持社会复杂性的根基一般是稳固的，不会有什么问题发生。而一旦能源供应达到峰值或者开始减少，那么这种根基就有可能松动，至少不会像先前那样牢靠，维持社会的复杂性将变得艰难。由此持续地发展下去，社会最终将达到一个临界点。这时，解决一个问题所得到的回报不足以补偿要付出的代价，社会由此会变得脆弱起来。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正是如此，最终任何一个危机都可能成为压垮骆驼的那根稻草。在约瑟夫·泰特的眼中，社会的崩溃就是这样一步步产生的。
早在一百多年前，着名作家小泉八云在其《远东的未来》一文就对全人类敲响过同样的警钟。他在文中提出了重要的论断：“就人的生存而言，最适应生存下去的人是最能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同生共存，并能满足简朴生活的人”。如果将这一论断扩展开，其不仅适用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也适用于全球社会，甚至这看起来是宇宙的规律。
如果将人体看作一台机器，驱动其工作的燃料便是粮食。对于相同的工作量，如果一个人需要吃两块面包就可完成工作，而另一个人却需要吃四块面包才能完成。那么，在上帝这位精明的雇主面前，这俩人的受欢迎程度可想而知。选择的结果一定是高能耗的（吃四块面包）的那位率先出局；低能耗的（吃两块面包）最后存留下来。
在民族与民族的竞争中，情况同样如此。最会创造、最有耐力、最能节俭的民族往往会胜出；而需要过多消费的民族将可能面临消亡的命运。当两个民族竞争时，如果一方的智力或创造力高，当然这一方会在竞争中胜出，也就是说智力低或创造力低的民族会被取代。但是，如果两个民族的智力或创造力不相上下时，则忍耐力强、更节俭的民族一定会胜出。比如，美国人干的手艺活，如果中国人同样也会做，那么，美国的手艺人一定会被赶出市场。因为中国人或许只需要美国人1/10的生活费就可以完成相同的工作量，而且可以忍耐更长的工作时间以及更差的工作环境。在中国的手艺人面前，美国的手艺人自然就没有了竞争力。如果美国人想取胜，那他就必须创造出更有价值的新手艺活。而且，这种新手艺活必须不能让中国人学会；否则，美国人会再一次被赶走。大自然之所以是一位伟大的经济家， 就在于他绝不会搞错，最终获胜并存续下来的一定是保持最优的投入产出比的那个民族。
进一步上升到国家的层面，那么国家竞争力同样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得以体现。比如，如果把美国和日本各比作一辆汽车的话，那么美国就像福特SUV，体型笨重且油耗巨大；而日本更像丰田Pruis，轻巧而省油。
事实上，美国和日本的工业品已经隐喻了各自的国民特质。大凡美国的产品，外观往往显得大气和厚重，材耗均不小。而反观日本的产品，通常是小巧而玲珑。如日本的汽车通常采用最轻巧的结构设计，在安全保证的前提下，往往采用最少的钢材用量，这样的车当然省油，日本的大多数工业品也都秉承这样的理念。诚然，上述的这些差别与美国的地大物博、日本的狭小物贫等实际国情有关，但更内在的原因却是两国民众各自独特的国民特质在起作用。这些特质由于长期潜移默化地养成，以致于深骨入髓，似乎融进了国民的血液。
